虽说张世泽从五城兵马司及原先的上直亲军卫中抽调了数千人马，但兵力依旧捉襟见肘。
况且城防事务牵系京师安危，军队之中，必须要有忠于皇帝的将领与士卒方可托付。
而朱由校在平定北方之后，自然要南巡，亲赴江南整顿那些由士绅豪族构筑的利益集团。
此时，后方的稳固便尤为紧要——倘若大事未竟，而根基已失，那便极为被动了。
英宗皇帝当年正是忽略了此点，土木堡兵败的消息传至京城，文官集团反应迅速，立即借机争夺军权。
彼时担任京营提督、总揽京师防务的焦敬，虽为英宗皇帝的姑父，却在文官的压迫之下，竟顺从地交出了兵权。
自此，京师三大营不再隶属五军都督府，转归兵部统辖。
尽管仍有不少勋贵在军中任职、统领部众，但调兵之权已与他们无关，皇帝也由此失去了对军队的实际掌控。
掌握兵权之后，文官气焰日盛，竟当着朱祁玉的面，在朝堂之上将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活活打死。
能出任锦衣卫指挥使者，不论才干如何，至少是皇帝极为倚重的心腹之人。
而王振亦被诛杀九族，依附其门下的众多太监同样遭受清算。
失去太监、锦衣卫与军队的支持，孙太后的话语权也随之瓦解。
于是文官集团干脆绕过皇太子朱见深，轻易拥立朱祁玉为帝。
大明皇帝权力的衰落与收缩，正始于此时。
因此，城防军至关紧要，如同羽林亲军一般，唯有亲自掌握，朱由校才能安心。
更何况他早已触怒天下大多数士绅豪族。
有时候，朱由校内心也不免羡慕满青奴酋。
因他们自出生起便是八旗这一政治军事集团的天然支柱，始终获得绝对拥护。
虽然其内部亦有权力之争，但皆限于八旗之内。
一旦遭遇汉人或蒙古人的威胁，他们立刻团结一致，对外抵御。
这正是满青奴酋权势鼎盛、统治根基深厚的根本原因。
太平天国之后，八旗战力不堪重用，方才不得不抬升汉人将领与官员的地位与权力。
也正因如此，满青末年的江山才开始动荡不稳，摇摇欲坠。
朱由校虽无八旗可依，却可效法其制，打造一个全新的利益集团来全心拥护自己。
而英国公一家，无疑应成为这一集团的领袖，他们是勋贵武将的代表人物。
张世泽个人才干尚属中上，故令其统领四五万人马，负责戍守防务，并无不妥。
只待一切部署完毕，他便将挥师辽沉，讨伐建奴。
与此同时，新城区的建设并未因严寒天气而停滞，反而热火朝天地持续推进。
原因无他：冬季已至，家家户户需备冬粮，百姓生计艰难。
秋收所得的粮食，对大多数底层民众而言，仅能勉强糊口，尚难果腹。
如今朝廷大规模征召工匠与民夫兴建新城，不但提供饭食，每日还发放工钱，自然应者如云。
参与新城建设的劳力共分三类：官府招募的工人、关押在狱的罪犯，以及房屋被纳入改造范围的居民。
其中，唯有官方招募的工人才能领取工钱。
罪犯则以劳役抵刑，官府仅保障其温饱，实为无偿劳力。
至于那些居民，虽同样无偿出工，却与罪犯性质不同。
因朝廷已发布公告：凡房屋被拆者，将来官府将按原面积大小，返还一座新建住宅。
当然，这新居并非无偿赐予。首先，土地不再归私人所有，而是收归朝廷统辖。
至于房屋本身，百姓仅有居住与出租之权，不得擅自买卖或拆除。
同时，每家每户都必须派人参与建造工程，前往工地劳作，仅提供饭食，并无工钱可领。
那些未曾读书识字的平民百姓，哪里明白其中的深意与安排？
他们只知道：朝廷拆了旧屋，日后会分给一座崭新的宅子，便已心满意足，欢欣鼓舞。
自朱由校登基以来，两年之间，诛杀贪官污吏无数，前些时日更是一举铲除大批勋贵，缉拿诸多横行乡里的恶霸流氓。
加之报纸广为传扬，朱由校在民间声望极高，百姓心中对他敬重有加。
如此一来，朝廷推行改建与营建之举，所遇阻力便小了许多。
甚至有人日夜期盼，盼着官府哪天也能将自家老屋拆去，好换得一间新居入住。
当秦良玉的捷报传至京师，无论皇帝始大臣，皆长舒一口气。
西南诸地土司部族作乱，聚众近十万，原以为战事少说也需持续一两年。
谁知秦良玉所率南征军甫抵云南，便已斩获敌首逾万，俘虏数千。
照此形势推演，不出半年，朝廷便可彻底平定叛乱，且能进一步巩固对西南边陲的掌控。
朱由校自然也颇为欣喜。只要此次平叛顺利告捷，他的“改土归流”政令便可畅通推行。
从此终结自东汉末年以来，地方世袭宗族与土司割据的局面，极大强化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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