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语境赋予这首方言诗特殊的现实意义。在全球化加速和文化同质化加剧的时代，方言诗歌成为地方性知识抵抗普遍性叙事的文化实践。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倡导的"地方性知识"理论，在此获得诗学印证——粤语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粤文化认知世界的独特方式。树科通过诗歌将这种地方性知识提升为普遍可感的审美体验，实现了"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的艺术理想。诗中"诗国"的想象，不是封闭的文化堡垒，而是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所言的"诗意栖居"的多元空间。
《我嘅诗，我嘅歌》的深层力量在于它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源初动力——对文化认同的渴望和对母语传承的责任。当诗人将方言诗歌献给母亲和诗国时，他实际上在进行双重认证：既是作为儿子的文化合格性认证，也是作为诗人的艺术合法性认证。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认为当代艺术的危机在于"诗与歌的分离"，而树科的实践恰恰修复了这种断裂，他证明真正的诗歌永远在诗与歌的辩证运动中保持活力。
这首短诗的艺术成就启示我们：方言不是诗歌的局限，而是其生命力的源泉；母亲不仅是血缘的给予者，更是文化基因的传递者；诗国不是单一的美学帝国，而是容纳各种"母语"的共和联盟。在普通话主导的文学场域中，树科的粤语诗歌如同清亮的童谣，提醒我们诗歌的本质始终是"我嘅诗，我嘅歌"——用生命最熟悉的韵律诉说最深沉的情感。这或许就是当代诗歌走出困境的启示：回归母语的怀抱，在歌与诗的永恒轮回中，寻找对抗文化失忆的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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