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抵抗与诗意的重生》
——论树科《我嘟傻嘅？》中的语言政治与存在叩问
文/元诗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中，粤语诗歌以其独特的语言质地和文化立场，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异质性存在。树科的《我嘟傻嘅？》以看似日常的对话场景，实则完成了一次对诗歌本质的深刻叩问，更在方言与标准语的张力中，展现了被主流话语边缘化的语言如何成为抵抗文化同化的堡垒。这首诗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文学性，更在于它无意间触及的"语言政治学"——当一位诗人选择用被官方话语体系视为"地方性知识"的粤语写作时，他实际上在进行着双重抗争：既对抗着诗歌日益边缘化的文化处境，又对抗着普通话霸权对方言生存空间的挤压。
一、方言作为诗性栖居的抵抗空间
"连载呢本诗集/出版呢啲诗前"——诗歌开篇即以粤语特有的语法结构（如量词"呢本呢啲"的使用）和词汇（"佢"代指"她"）确立了其语言立场。这种选择绝非偶然，在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政策背景下，方言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姿态。粤语在历史上曾是岭南地区的"雅言"，承载着丰富的文学传统，从粤讴、木鱼书到当代粤语流行歌词。树科以粤语入诗，延续了这一传统，更在全球化语境中为地方性知识争取话语权。
诗中呈现的"语言冲突"极具象征意义："幼师佢微微一笑"与"嗰女系小学老师"构成两个教育体制代言人的形象，她们对诗歌创作的反应形成递进式的否定。幼师的评价"写诗/唔系写小说/既冇面，又冇钱嘅事"揭示了实用主义价值观对诗性精神的压制，而小学老师更直指时代错位："老窦，嘟乜鬼嘢年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否定性评价都以标准语思维呈现（虽用粤语发音，但逻辑是实用主义的），而诗人的坚持则以纯正的粤语表达，形成两种价值观的语言对峙。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千高原》中提出"少数文学"概念，认为被主流语言压制的方言写作具有政治性和集体价值。树科的实践恰印证此点——当"我嘅生活，我嘅节奏"用粤语表达时，不仅传递信息，更在语言肌理中保存了特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结构。粤语的"我嘟傻嘅？"这个反问，在普通话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这种"不可译性"正是方言诗学的价值所在。
二、诗与存在的双重边缘化处境
诗歌通过三层对话，展现了诗意生存遭遇的多重否定。首先是诗人自我告白的场景："我同佢讲过咗：/从添日开始/我进入创作"，这里的"佢"可以理解为另一个自我或亲密他人，此时创作冲动仍保持理想色彩。随后幼师的评价代表了社会一般看法，将诗歌贬低为无实用价值的活动；最后小学老师的质问则更具时代批判性，她将诗歌创作视为不合时宜的行为。
"我真嘅郁喺心度/我真嘅好耐无语……"这两行诗在语法上体现了粤语特色（如"郁"表示"憋闷"，"喺心度"即"在心里"），在情感上则传递出深刻的孤独。这种"无语"状态极具悖论性——诗人用语言表达的正是语言无法沟通的困境。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指出，理解总是发生在特定语言境遇中，当对话双方处于不同语言世界时，真正的理解便难以达成。诗中两代人的隔阂，本质上是诗性思维与工具理性的不可通约。
诗题《我嘟傻嘅？》的自问，将这种边缘处境推向存在论层面。"傻"在粤语中既有"愚蠢"之意，也可指"执着到不合时宜"。诗人的自问实际上是对整个诗性生存方式的反思——在一个崇尚即时利益的时代，坚持诗歌创作是否确是一种"愚蠢"？这种发问令人想起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只是树科以自嘲而非悲壮的方式表达，更显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三、口语诗学的张力与超越
树科的诗歌在形式上采用了典型的口语化表达，却实现了对日常语言的超越。全诗几乎没有使用传统诗歌的修辞技巧，而是通过对话场景的戏剧性呈现和语言本身的节奏感创造诗意。如"幼师佢微微一笑/睇唔到乜嘢意思？/佢跟住先话："这段描写中，"微微一笑"与"跟住先话"之间的停顿，以及粤语特有的语序（如"跟住先"表示"然后才"），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韵律。
这种口语诗学令人想起20世纪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主张："没有思想/除非在事物中"。树科将诗歌理念的冲突具象化为具体的人际互动，避免了抽象议论。诗中"面"与"钱"的直白表述，反而比任何华丽辞藻更能揭示物质主义对精神的侵蚀。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将"现代性"定义为"暂时的、易逝的、偶然的"与"永恒不变的"二者的结合，树科的诗歌正体现了这种结合——他用最当下的方言口语，处理了诗歌永恒的生存困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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