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日清晨的阳光比往日更亮些。
林野端着玻璃杯站在厨房，杯壁上的水珠顺着指缝往下淌，她盯着客厅方向——那扇半开的门后，黑板正安静地立着。
三天前她就数过，从玄关到餐桌是七步，餐桌到黑板是三步，可这十步路，她绕着客厅转了七次，拖鞋底在地板上蹭出模糊的灰痕。
“又绕圈了？”江予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刚刷完牙的清冽薄荷味。
他正擦着湿发，发梢的水珠子落进领口，在浅蓝T恤上洇出个小圆点。
林野的目光扫过他手腕上的银链——那是她上周在旧物市场淘的，刻着“余震”二字，说要纪念他们第一次在暴雨里等公交车的夜晚。
“没有。”她迅速低头看杯子，水珠在杯底聚成小水洼，倒映出她发红的眼尾。
其实从第四天开始，她就用手机备忘录记录回避轨迹：七点零五分绕去阳台看绿萝，七点十分蹲在玄关系松了的鞋带，七点十五分假装整理茶几上的报纸——报纸是三天前的，头版还印着“阿尔茨海默症早期筛查”的标题。
江予安没拆穿她。
他把吹风机收进橱柜顶层，转身时顺手抽走她手里的空杯，接了半杯温水递回来：“今天社区中心的工作坊，需要我陪你去吗？”
林野的手指在杯壁上掐出白印。
那是她上周主动联系的“失语者叙事”项目，说是“闭门工作坊”，实则是她攒了半年的勇气——要当着六个同样照护失智父母的年轻人，说出那些卡在喉咙里的话。
“不用。”她喝了口水，温水顺着食道往下滚，“你今天不是要去博物馆修那盘1947年的录音带？”
江予安的手指在围裙口袋里动了动，那里装着他的工作笔记。
他其实调了班，但没说破，只笑着点头：“那我下午去接你。”
出门时林野特意绕远路避开客厅。
可经过玄关镜时，她瞥见镜子里的黑板角——“乖女儿”三个字像团模糊的云，浮在镜片右上方。
她猛地偏过头，发梢扫过门框，撞得挂在门后的钥匙串叮当作响。
工作坊在社区活动中心二楼。
林野推开门时，六双眼睛同时看过来。
最前排的阿姨攥着毛线团，毛线团在膝盖上拖了老长；穿白衬衫的男孩正给保温杯拧盖子，指节泛着青白——和她照顾周慧敏时犯焦虑症的手一模一样。
“今天我们做个练习。”林野把一沓便签纸推到桌子中央，声音比预想中稳，“写下父母从未说出口的话，不用署名。”
便签纸被一一抽走。
有人咬着笔杆皱眉，有人写了又撕，碎纸片在垃圾桶里堆成小白山。
轮到林野时，她的笔悬在纸上方三秒，本想写“对不起”——那是她等了二十年的词。
可笔尖落下时，墨痕却拐了弯，落成“我在这里”。
墨迹未干，门被轻轻推开。
江予安扶着周慧敏站在门口。
老人今天穿了件藏青毛衣，领口别着那枚塑料蝴蝶，头发被仔细梳过，发梢却仍翘着几缕，像春天刚钻出冻土的草芽。
她的目光穿过人群，直直射向林野，右手在空中轻轻颤着，像是要够什么，又怕惊飞了。
林野的喉咙突然发紧。
她想起七岁那年，周慧敏带她去动物园看孔雀，她挤在人群里够不到栏杆，母亲弯腰把她举起来，说“看，野儿，孔雀开屏了”。
那时母亲的手也是这样，稳稳托着她的腰，掌心暖得像块晒过太阳的砖。
她没迎上去，只是把写着“我在这里”的便签纸轻轻贴在胸口。
周慧敏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却慢慢露出个笑——那笑很淡，像水面上的一片薄冰，可林野认得出，那是她三岁生日时，母亲切蛋糕前弯起的嘴角。
“各位可以继续。”林野低头时，睫毛扫过便签纸的边缘，“有时候，说不出口的话，看一眼就够了。”
傍晚回家时，周慧敏突然走向衣柜。
她拉开最下层的抽屉，翻出条蓝围巾——那是林野大学毕业时买给母亲的，洗得发白，边角磨出了毛。
老人又取出针线盒，塑料盒盖“咔嗒”一声落在地上，里面的顶针、碎布、锈了的剪刀哗啦啦滚出来。
林野蹲下去捡顶针，指尖碰到周慧敏的手背。
老人的皮肤薄得像层纸，血管青得发蓝，却暖的，和二十年前她发烧时，母亲贴在她额头上试体温的手一样暖。
“妈，我来。”林野轻声说。
周慧敏却摇头，把蓝围巾摊在腿上。
她的手指捏不住细针，试了三次才把线头穿进针孔。
第一针下去，针脚歪得离谱，线头打了三个结才勉强固定。
林野没帮忙，只搬了把椅子坐在对面，从茶几底下摸出她学了半年的毛线团——她总说要织条围巾给江予安，可织了拆、拆了织，至今只织出半尺歪扭的麻花。
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在两人中间铺了条金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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