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不长，只有两页，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用数学模型描述倾听质量，将“被理解感”量化为可测量的参数。文中引用了信息论、心理学和哲学的观点，笔触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有人文的温度。
“我从未见过这篇文章。”徐卓远的声音里有一丝压抑的情绪，“母亲去世后，父亲把她大部分研究资料都收起来了，说是看着太难过。我只知道她研究孤独，不知道具体内容...”
封瑶轻声读着文中的一段话：“真正的倾听不是被动接收声音，而是主动构建理解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大小和质量，决定了沉默者是否愿意发出声音。如果我们能用数学描述这个空间，也许就能找到拓展它的方法...”
她抬头看徐卓远：“你母亲和我父亲，他们在二十年前就在思考我们今天在做的事。”
徐卓远沉默了很久，久到封瑶以为他不会再说话。然后，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用深蓝色绒布包裹的物体，小心翼翼地打开。
那是一本手工装订的笔记本，封面已经磨损，但保存完好。
“这是母亲的手稿，”他的声音很轻，“昨晚，我第一次鼓起勇气向父亲要来看。他说，是时候了。”
封瑶看着那本手稿，忽然明白了徐卓远今天提早到图书馆的真正原因——他需要心理准备，来面对母亲留下的、从未与他分享过的世界。
“要一起看吗？”徐卓远问，这对他来说是个难得的邀请。
封瑶点头，轻轻挪动椅子，坐得离他近了些。这个距离能看清手稿上的字，又不会侵犯彼此的私人空间。
徐卓远翻开第一页。娟秀而有力的字迹映入眼帘：
“2002年9月15日，第一次‘心灵灯塔’社团会议。认识了文渊，一个奇怪的中文系男生。他说数学和诗歌都是描述世界的方式，区别只在密度。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数学是高密度精确描述，诗歌是低密度留白描述，但都能抵达真实。有趣的观点。”
翻页。
“2002年10月22日，设计了第一个‘连接质量评估量表’。文渊说太冰冷，缺乏人文温度。我们吵了一架，然后一起修改到凌晨三点。最后版本融合了他的‘留白’概念和我的‘参数’概念。他说这是理性和感性的联姻。”
翻页。
“2003年3月14日，在特殊教育学校测试量表。小远发高烧，我没能去。文渊带回数据，还有孩子们画的感谢卡片。他说孩子们虽然不说话，但画里有完整的世界。我突然想到，也许我们需要的是描述世界的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系统，而不是单一标准。”
“小远...”封瑶轻声说，“是你？”
“嗯。”徐卓远的手指抚过那个名字，“那一年我四岁。母亲常带我去社团活动，说让我‘从小感受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多样性’。我记得有个不会说话的哥哥教我折纸飞机，我们一起在操场上放飞它们。那是我童年最清晰的记忆之一。”
他继续翻页，手稿记录着研究的进展，也记录着两位年轻人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封瑶看到父亲和徐卓远的母亲如何从学术伙伴成为挚友，如何一起探索那个“连接与孤独”的课题。
直到2004年的一页，笔迹变得有些潦草：
“诊断结果出来了，肌萎缩侧索硬化。医生说病程可能很快。文渊说研究不能停，我们要加速。我开始整理所有资料，他负责理论框架的完善。我们说好，无论谁先离开，另一个都要继续完成。”
封瑶感到喉咙发紧。她看向徐卓远，发现他的下颌线绷得很紧，但神情平静得近乎肃穆。
“母亲从确诊到去世，只有十一个月。”他的声音平稳，像是在陈述客观事实，“最后三个月，她已经无法写字，是父亲和封叔叔轮流记录她的口述。那些记录在另一本册子里，父亲至今不敢翻开。”
“我父亲他...”
“陪她走到了最后。”徐卓远合上手稿，轻轻抚平绒布，“母亲去世后，封叔叔经常来看我，给我带书，陪我说话。直到我上初中，他突然不再来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年他也病了。”
封瑶想起父亲确诊肺癌的那年，正是她初一的时候。原来在她不知道的时空里，父亲一直在默默照顾挚友的孩子，直到自己也无法继续。
“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她问。
“父亲说，封叔叔希望保持距离，不希望你们因为同情而与我交往。”徐卓远抬眼，目光清澈，“而且，我也不希望被特殊对待。我更愿意凭自己的能力被看见，而不是作为‘那个生病阿姨的儿子’或‘封文渊关心的孩子’。”
这句话如此熟悉，封瑶心中一震。前世的她，何尝不是如此？宁愿被忽略，也不愿被同情。
“但现在为什么告诉我？”
徐卓远沉默片刻：“因为你说，你父亲会为我母亲骄傲。那句话...让我意识到，有些连接不应该被刻意切断。而且，”他顿了顿，“你不一样。你看人时，不会带着怜悯或评判，只是...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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