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清晨的柏林，冬日的寒意被咖啡馆的暖黄灯光驱散。沈雨薇提前十分钟到达，坐在靠窗位置整理着资料。她三十出头，黑色长发松松挽成低髻，额前几缕碎发衬得脸庞温婉。米色高领毛衣外搭深灰色羊毛大衣，简约而优雅，透着学者特有的沉静气质。
封瑶和徐卓远准时推门而入，沈雨薇立刻起身相迎。
“你们好，我是沈雨薇。”她伸手与两人相握，笑容真诚，“格林博士上周就提起过，说来了两位特别有潜力的年轻学者。看到你们的跨文化科技传播研究摘要，我很感兴趣——这正是我近三年在做的课题方向。”
三人落座后，沈雨薇没有寒暄，直接从帆布托特包里取出一个文件夹：“请看看这个。这是我半年前在柏林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发现的资料，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合作者深入挖掘。”
封瑶接过复印件，手指轻轻抚过那些褪色的手写德文。这是十八世纪末一位名叫约翰·海因里希·克劳斯的德国制图师留下的工作日志，记录了他1778年至1785年受聘于清廷钦天监期间的见闻。
“这里，”沈雨薇倾身指向其中一页，“克劳斯详细描述了与中国工匠合作改良浑天仪的过程。最珍贵的是这部分——”她翻到后面几页，“他不仅记录技术细节，还观察了中国工匠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模式，甚至画了示意图对比中德工匠处理同一问题的不同路径。”
徐卓远戴上眼镜，仔细阅读译文注释：“‘中国工匠王师傅坚持要先理解仪器背后的“理”，而德国助手则急于动手调试……’这种认知差异的记载太宝贵了！”
“正是如此。”沈雨薇眼睛发亮，“这份手稿佐证了你们报告中的‘双向适应模型’——技术传播从来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在碰撞中相互塑造。克劳斯在后记里承认，中国工匠的‘整体观’启发了他在制图学上的新思路。”
封瑶快速浏览着材料，脑中已浮现出报告的新章节结构：“沈老师，这份资料可以共享吗？我们想在周五的论坛报告中引用部分内容，会完整注明出处。”
“当然可以，这就是我带过来的目的。”沈雨薇又抿了口咖啡，“其实，如果你们有兴趣，下周六柏林工业大学科技史系有个小型沙龙。主讲人是我的合作者汉斯·伯格教授，他正在研究启蒙时期欧洲学者在华科学活动的视觉资料。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
徐卓远立即在手机日历上标记：“非常感谢。我们刚来柏林两个月，还在摸索本地的学术圈子。”
“我完全理解。”沈雨薇的笑容温和，“七年前我刚从清华来柏林自由大学读博时，整整三个月都泡在图书馆不敢主动和人交流。后来是我导师——施密特教授硬拉着我去参加各种研讨会，才慢慢打开局面。”
她顿了顿，语气变得感慨：“学术之路孤独，尤其在异国他乡。能找到志同道合者互相支持，是种幸运。”
接下来的半小时，沈雨薇自然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她在清华大学读科技史硕士期间，因研究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接触到大量德语档案，遂决定赴德深造。博士课题聚焦于“17-19世纪中西科技交流中的图像媒介”，现在在柏林自由大学做博士后。
“最困难的是平衡家庭和学术。”沈雨薇坦然道，看了眼手机屏保上女儿的照片，“我女儿莉莉五岁，丈夫在国内工作，每两个月才能来一次柏林。有阵子我差点放弃，觉得带着孩子做研究太不现实。”
封瑶注意到沈雨薇无名指上的婚戒已有些磨损，边缘微微变形。
“是什么让您坚持下来的？”封瑶轻声问。
沈雨薇沉默片刻：“我导师说，女性学者，尤其是有家庭的女性学者，常觉得自己必须比男性付出加倍努力才能被认真对待。但真正的突破，往往是当我们敢于展示完整的自己——不仅是学者，也是母亲、妻子、生活在具体世界中的人——我们的研究反而因此获得独特的视角。”
她举了个例子：正是带莉莉去博物馆时，女儿对天文仪器模型的提问，让她意识到儿童视角如何理解复杂机械，这启发她开辟了“科技知识通俗化传播”这个子课题。
“所以现在，”沈雨薇笑道，“我每周二、四下午三点一定离开办公室去接孩子，周末至少留一天完全陪她。学术很重要，但生活本身才是研究的源泉。”
这番话让封瑶和徐卓远都陷入沉思。重生前，封瑶也曾陷入“必须牺牲一切才能成功”的思维定式；这一世，她开始理解平衡的意义。
“说到生活，”沈雨薇看了眼手表，“歉歉，我得去接莉莉了。她今天游游泳课。”起身时，她忽然想起什么，“对了，你们知道‘学者之家’吗？在米特区，每月第一个周五有跨学科学术沙龙，形式很自由，常有意想不到的灵感碰撞。下次活动我带你们去。”
她从名片夹取出两张自制卡片，上面手写着地址和联系方式：“这是我的私人邮箱和电话，学术或生活上需要帮助，随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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