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吴雪还是没有回去，大学是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才考上的。
她对象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没有来学校找她。
1979年7月9日，星期一，东长安街2号。
天刚亮，詹春兰拎着一只帆布挎包，站在外贸部大楼门前，手里紧紧攥着报到证，有些激动的往前走。
“临时出入证，见习办事员？”门卫室，保卫科的同志认真仔细地检查她的证件，还上下打量了她好几眼，“很了不起，还在读大学就可以来外贸部实习了，进吧！”他说话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这个年代，哪怕只是一个门卫，对于自己的工作都很有自豪感。
实习的第一天，詹春兰的任务，就是熟悉外贸部以前的工作内容。
外贸部的档案室里，灯光昏暗，窗户虽然开着，也仍然散不去陈旧纸张与油印墨水的混合气味。
三排铁柜堆满1950年代以来的贸易合同，其中与苏联、东欧的“政府间协定”用牛皮绳扎捆，封面印着斑驳的镰刀锤头；而新来的西方公司合同则用雪白铜版纸，条款密如蚁群。詹春兰认真翻阅每一份文件，指尖触过不同纸张的纹理，仿佛抚过时代的年轮。
在外贸部实习的日子里，每一天都像是在打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国家与世界的交易、妥协与进取。詹春兰安静地坐在档案室的角落，阳光从东窗斜射进来，照在她手边那一摞摞发黄的档案上，尘埃在光柱里漂浮，像旧时代未散的回声。
在这里，她最先学会的不是如何写合同，也不是如何谈判，而是如何“读”档案。
在整理1950年代与苏联的贸易协定时，她发现一个有趣细节：当时中国用农产品换工业设备，合同里连每个螺丝钉的规格都写得清清楚楚。“这可以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注重细节，”她在实习笔记上写道，“但也暴露出我们国家工业基础的薄弱。”
转到1970年代初与日本的合同，她注意到谈判重点已变成成套设备引进。“从单个零件到整套技术，这是工业化的进步。”
真正让她眼前一亮的是最近与德国公司的合同——除了设备采购，还包含了技术转让条款。她反复研读这部分内容，在笔记本上画出技术转让的流程图。
“看这么认真？”档案室管理员李大姐好奇地问。
“李大姐，您看这里，”詹春兰指着合同条款，“技术转让这部分写得特别细致，连培训中方工程师的课时都规定了。这对我们以后谈判很有参考价值。”
李大姐赞许地点头：“你倒是第一个这么钻研合同细节的实习生。”
“我能够进到这里，是领导特批的一张‘特别通行证’。”詹春兰把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惊扰了这一室的宁静，“可我想把它变成一张‘长期饭票’，就得把每一份合同都吃透，印在脑子里。”
李大姐先是一愣，随即笑出声来，眼角挤出两道慈祥的细纹：“小丫头，你这话要是让老郑听见，他一准儿说——‘印在脑子里？不，得融进血液里，变成自己的本能！’”
她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摸出一把黄铜钥匙，“叮”地一声撂在桌上：“既然你要下这番功夫，就帮大姐干件苦差。最里面那排铁柜，1952到55年的‘甲类’卷宗，部里下周迎外审，得逐页编号。钥匙给你，晚上十点前锁门，别让老鼠啃了纸。”
詹春兰双手接过钥匙，冰凉的金属沉在掌心，像握住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她抬眼，正对上李大姐目光里一闪而过的试炼——仿佛在说：小姑娘，你真要把这里的东西都吃透，就得先学会在黑暗里找路。
傍晚六点，档案室的人走空了，只剩天花板的吊扇吱呀作响。昏黄的光线打在一排排牛皮纸袋上，像为旧时代蒙上一层薄薄的金箔。她蹲到最里侧，拖出第一只木箱，掀开盖子，一股陈年的樟脑味混着油墨气息扑面而来，呛得她眯起了眼。
最上面是一份1953年的《苏南电站设备进口合同》，扉页里夹着一张泛蓝的便签，钢笔字已褪成淡褐色：
“春潮，若苏方坚持要我们以猪鬃抵偿涡轮叶片，请替我回一句：猪鬃可以给你们做刷子，但刷不净我们发电机的灰尘。——老魏1953.11.7”
詹春兰“噗嗤”笑出声，又赶忙捂住嘴，像是怕惊动了三十六年前那位名叫老魏的灵魂。她把便条原样夹回，指尖却止不住地微颤：原来那些看似铁板的谈判桌上，也藏着这样鲜活的玩笑与叹息。
再往下翻，一份1954年的《捷克机床技术转让附件》吸引了她的注意。条款3.2.1用极细的打字机字体写着：
“捷方承诺在合同生效后18个月内，为中方培训12名数控操作员，每名学员实操不少于720小时；若捷方教师缺课1小时，须免费顺延3小时，且中方有权在最终验收款中按小时费率的1.5倍扣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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