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芮入狱，像一块巨石投入死水，激起的滔天骇浪在媒体狂欢数日后，终究缓缓平息。报纸收起了头版头条，新闻频道转向了新的悲剧或趣闻。世界似乎轻易地消化了这起发生在艺术圈边缘的、骇人听闻的疑案，只留下一些猎奇的谈资和搜索引擎里逐渐沉底的关键词。
但对于我，那波澜从未止息，只是从惊涛骇浪转为了无孔不入的、冰冷的潜流。
那间被烧毁的收藏室，连同苏芮名下其他几处迅速被警方排查并贴上封条的地点，最终都没有找到林晚。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点杏色毛线和变形的金属搭扣，经过检验，确认属于林晚，但它们像被潮水冲上沙滩的零星碎片，指向一片吞噬了一切、却沉默不语的黑暗海洋。
DNA比对没有奇迹。证物上的生物痕迹被大火和消防水龙破坏殆尽。苏芮始终保持沉默，她的律师团队像一堵冰冷的墙，将所有讯问滴水不漏地挡回。案件调查陷入了僵局，卷宗被归入“冷案”的灰色档案架，只在每年例行复查时才会被短暂地抽出，拂去一层并不存在的灰尘。
我的生活变成了一种钝痛的延续。搬离了那个充满林晚气息的出租屋，却搬不走刻在骨头里的记忆。我找了份不需要太多与人交流的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整天对着散发着霉味的故纸堆，用镊子和浆糊试图拼凑百年前的残片，仿佛这是一种徒劳的隐喻。
但有些东西，是无法修复的。
我开始害怕火焰。厨房的燃气灶、打火机、甚至生日蛋糕上的蜡烛，那跳跃的光晕都能瞬间把我拉回那个烈焰咆哮、塑料燃烧发出刺鼻恶臭的下午。手会不受控制地发抖。
更可怕的是对塑料的恐惧。超市货架上整齐排列的塑料瓶、外卖的透明餐盒、甚至雨天路人手中撑开的廉价雨伞……那些光滑、脆弱、色彩鲜艳的表面，总会让我胃部一阵抽搐，恍惚间看到它们扭曲变形，露出里面漆黑空洞的、本该是“活着”的内核。
心理医生开的药片让情绪平稳，却也像一层隔音棉，把世界所有的声音和色彩都推远了。我按时吃药，按时上班，像个电量将耗尽的机器人，执行着生存的最低指令。
直到那个秋雨连绵的下午。
图书馆闭馆的铃声像一声悠长的叹息。我收拾好东西，撑开一把黑色的伞，走入潮湿阴冷的暮色里。雨水敲打着伞面，街道上车灯拖出长长的、湿漉漉的光带。
路过一个垃圾桶时，我的脚步顿住了。
桶边躺着一个被丢弃的、手工粗糙的塑料棚模型。很小，大概只有手掌大，用白色的塑料板和透明胶带粘成，歪歪扭扭，像个孩子失败的劳作作品。雨水把它打得湿透，看起来更加廉价和可怜。
心脏猛地一缩，像被冰冷的手攥紧。
我僵在原地，视线无法从那个小东西上移开。胃里翻涌起熟悉的恶心感。
就在我强迫自己移开目光，准备快步离开时，眼角的余光似乎捕捉到一抹极其细微的反射光。
我猛地转回头，死死盯住那个微型塑料棚。
在它粗糙的、半透明的“棚顶”内侧，靠近一个接缝的地方，似乎用极细的笔，画了一个图案。
雨水冲刷着，那图案若隐若现。
我的呼吸停滞了。血液似乎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
我认得那个图案。
一个歪歪扭扭的、小小的五角星。
林晚耳垂上，就有一个那样形状的、淡粉色的胎记。我们依偎在沙发里看老电影时，我总喜欢用指尖一遍遍描摹那个小星星的轮廓。她怕痒，会笑着躲进我怀里。
“这是我的专属星星。”她曾笑着说。
伞从无力的手中滑落，掉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发出轻微的声响。冰冷的雨水立刻打湿了我的头发和外套，但我毫无知觉。
我一步一步，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着，走向那个垃圾桶。雨水模糊了视线，我蹲下身，手指颤抖着，小心翼翼地避开肮脏的污水，捡起了那个冰冷湿滑的微型塑料棚。
指尖触碰到棚顶内侧。
那不是画上去的。
是用某种尖锐的针状物，极其精细地、一遍遍刻划出来的痕迹。一个歪扭的、但绝不会认错的五角星。
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撞动，几乎要破体而出。冰冷的恐惧和一种近乎灼热的、骇人的希望交织在一起，几乎将我撕裂。
我猛地抬头，雨水冲刷着我的脸，视线慌乱地扫过四周。下班高峰，行人匆匆，伞影幢幢，每一张脸都模糊而陌生。街对面的咖啡馆亮着温暖的灯，窗户蒙着水汽。一辆黑色的轿车无声地滑过路口，消失在雨幕中。
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注意这个垃圾桶边的、握着一个小小垃圾、浑身湿透、表情恐怕已经扭曲的女人。
是谁放在这里的？
苏芮还在监狱里。她的党羽？模仿犯？还是……某种更无法言说的、阴魂不散的……“展示”？
这不是结束。
从来都不是。
我紧紧攥着那个冰冷的、刻着星星的塑料棚，指甲掐进掌心，那点坚硬的触感比任何药物都更能刺穿我麻木的躯壳。
雨水顺着头发流进脖颈，冰冷刺骨。
但这一次，恐惧的深处，某种沉寂太久的东西，似乎在冰冷的灰烬下，挣扎着，抬起了头。
它叫嚣着，不是用声音，而是用一种几乎要将我焚烧殆尽的炽热——
找到她。
无论要烧毁什么。
无论代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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