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春，岭东县政府新来了个文员，名叫周子墨，一手蝇头小楷写得极好，便被安排进了文书科，专管档案抄录与公文起草。
文书科的办公室设在县政府后院一栋二层木楼里，那楼有些年头了，据说前清时是县衙的书吏房。周子墨的办公桌紧靠西窗，窗下摆着个老旧的紫檀木笔架，上面悬着几支大小不一的毛笔，最显眼的是正中那支朱笔，笔杆暗红如血，笔尖却崭新如初。
科长姓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第一天便指着那支笔嘱咐：“子墨啊，这里别的笔随你用，唯独这支朱笔碰不得，切记切记。”
周子墨虽觉奇怪，但初来乍到也不好多问，只点头应下。倒是科里老文书刘伯，趁着没人的时候悄悄告诉他：“那支笔邪性，民国初年有个姓郑的文员不信邪，偏用它批公文，不出三月，人就疯了，整天念叨什么‘朱笔勾命，阎王簿上不留情’，后来失足掉进后院那口老井里，捞上来时手里还死死攥着这支笔。”
“那笔怎么还在？”周子墨问。
刘伯压低声音：“黄科长本要烧了，可第二天它又好端端出现在笔架上。后来请城隍庙的老道士来看，说是这楼里住着位‘司笔仙’，专管文书记录，那支朱笔就是他的法器，凡人不可擅动。”
周子墨听得将信将疑，他是个读过新式学堂的，对这些鬼神之说向来不以为意。只是见刘伯说得严肃，也就姑且听着。
日子久了，周子墨发现这文书科确实有些古怪。每逢初一十五，黄科长总要亲自在墙角香炉里上三炷香；办公室里永远备着上好的宣纸和徽墨，说是“那位”用得上；最奇的是，凡经手的公文，若有半点虚报瞒骗，不出几日必会出纰漏，相关人等轻则丢官，重则横祸。
科里有个姓王的科员，仗着和县长沾亲，常虚报些采买费用。一次他做假账，明明算盘打得好好的，誊写到公文上却凭空少了三十大洋。王科员不信邪，重写三遍，每次都是同样数目。最后只得自掏腰包补上缺口，事后大病一场，再不敢弄虚作假。
这些事周子墨看在眼里，心里那点疑虑渐渐成了好奇。
转眼到了七月半中元节，县里要上报一份年度赋税统计。时间紧迫，全科人加班加点。那晚月黑风高，周子墨独自留下整理最后的数据。子夜时分，他正困倦，忽闻一阵纸张翻动声，抬眼看去，只见自己刚整理好的档案无风自动，页页翻飞。
周子墨一惊，定睛再看，一切如常。他摇摇头，以为是自己眼花，伸手去取毛笔，却不慎碰落了笔架上那支朱笔。
笔落纸上，竟自行直立，在空白的宣纸上写下三个朱红大字：“数有误。”
周子墨头皮发麻，强自镇定检视账目，果然发现一处计算错误。他颤声问：“是哪位仙家？”
无人应答，唯见那支朱笔缓缓滚回笔架原处。
次日，周子墨将此事告诉刘伯。刘伯叹道：“你倒是造化，那位肯指点你。不过切记，仙家可以敬，却不可深交，人鬼殊途啊。”
周子墨嘴里应着，心里却动了念头。他想起老家祖父曾说过，有些地仙若能得人真心供奉，可保一方平安。倘若自己能得这位“司笔仙”青睐，岂不是……他不敢深想，但这个念头一旦生出，便如藤蔓般疯长。
此后数月，周子墨每逢加班，总要多备一份纸墨，恭恭敬敬摆在西窗下。起初并无动静，直到立冬那晚，他在整理一桩陈年冤案卷宗时，忍不住叹息：“如此明显的破绽，当年竟无人察觉，可怜那蒙冤之人。”
话音刚落，朱笔无人自动，在卷宗空白处批下数行小字，将案中疑点一一标出。周子墨又惊又喜，连声道谢。
自此，他与这位“司笔仙”有了默契。凡遇疑难文书，只需恭敬请教，便可得朱笔批注指点。靠着这份“仙缘”，周子墨处理的公文从无错漏，连县长都对他刮目相看。
人的贪念总如水涨船高。周子墨开始不满足于仅仅得到公务上的指点。某日，他得知县里要在城西新建一所小学，招标在即，便动了心思——他表弟正是个包工头。
深夜，周子墨将招标文书铺在桌上，恭敬上香，低声道：“仙家在否？此事关乎孩童教育，还请指点，何种标书可中？”
朱笔悬空而起，在纸上写下：“公正为先。”
周子墨不甘心，又道：“我那表弟为人实诚，工程定会做好，只是这标书写法……”
朱笔顿了顿，缓缓写出：“今夜所言，吾已记录在案。”
周子墨心里一紧，忙道：“仙家恕罪，是在下唐突了。”说罢匆匆收起标书，不敢再提。
然而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便难再关上。年终考评将至，周子墨觊觎副科长之位已久，而最大竞争对手正是科里的老科员李慎之。李为人耿直，曾多次指出县长某些安排不合规程，惹得上头不快。
周子墨思前想后，终于在一个雨夜，将李慎之近年经手的所有公文摊开，对着空荡荡的办公室说：“仙家明鉴，李科员办事多有不周，这些文书若细查，必有疏漏。可否……可否稍作批注，以便上司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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