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十六年，江南水乡华家镇。
镇东首有个大户，姓李，祖上在前明做过侍郎，入清后虽没出过什么大官，家业却还撑着。老辈人讲，李家祖上那辈儿哥儿五个，为了争风水宝地，闹得兄弟阋墙，老太爷的棺材愣是没入土，在祠堂偏厅一停就是二百多年。
到了民国，李家家主叫李文昌，在镇上开着两间茧行，算得上殷实人家。只是这些年洋人机器丝冲击，土丝买卖一年不如一年，李文昌愁得头发白了一半。
这一年秋上，李文昌从杭州请了个账房先生，姓吴，原是做幕的出身，因时局不好，出来寻个营生。吴先生四十来岁，为人寡言，做事细致，李文昌很是看重，便收拾了祠堂偏厅给他住。
那偏厅阔大，青砖墁地，楠木隔扇，只是西墙下停着一口棺材，黑漆剥落，盖板上积着寸把厚的灰，蛛网纵横。吴先生初见时心里咯噔一下，问起缘故，李文昌摆摆手：“祖上的旧物，停了几辈子了。先生只管住，那东西安稳得很，没闹过事。”
吴先生读过几年书，不信这些，便住了进去。每日算账歇息，与棺材朝夕相对，果然秋毫无犯。
二
转眼到了十月初一，寒衣节。
那夜月明如昼，清辉满院。吴先生拨了拨灯盏，正要宽衣睡下，忽听得西墙下“咯”的一声响。
那声音干涩沉闷，像是枯木开裂。
吴先生抬头看去，月光透过窗棂照在棺材上，清清楚楚地——那棺材盖竟向上掀开了一道缝。
他头皮一麻，手里的灯盏险些脱手。刚要喊人，却见那棺盖缓缓推开，一只手从里面探了出来。
那手枯瘦如柴，指甲有三寸长，蜷曲着泛出灰白的光。接着是一只手臂，然后是肩膀、头颅——一个身着古装袍服的老者从棺材里坐了起来。
月光照在他脸上：头戴乌纱，白发白须，面容清癯，只是两眼浑浊如死水。
吴先生两腿发软，想跑，身子却不听使唤。
那老者缓缓转过头来，看着他，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肚子。
“饥渴。”声音沙哑，像风吹枯叶，“求祭。”
吴先生喉咙里滚了半天，挤出两个字：“……准、准了。”
老者点了点头，忽然弯下腰，在棺材里摸索了一阵，捧出一件东西来——是件袍服，淡黄色，云纹暗绣，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光。
“此乃大明万历皇帝所赐，”老者说，“今以为谢。”
吴先生连连摆手：“不敢收，不敢收！老大人既有所求，晚辈转告主家便是。”
老者看着他，浑浊的眼里似乎闪过一丝赞许，又或是别的什么。他捧着袍服，等了片刻，见吴先生执意不受，便不再强求，只低低说了声“善”，便将袍服放回棺中，缓缓躺倒。
棺盖自行合拢，严丝合缝，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吴先生一屁股坐在地上，后背的汗已经湿透了棉袄。
三
第二日一早，吴先生找到李文昌，把夜里的情形一五一十说了。
李文昌听得脸色发白，半晌说不出话。他把账本一推，亲自带着吴先生去了后宅，请出几位族老。
族老们听了，面面相觑。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叹了口气：“那是我李家高祖，讳杰，字士英，前明天启间官居侍郎。崇祯二年殁的，至今……”
“二百九十八年。”另一个族老接道。
吴先生倒吸一口凉气。
老人继续说下去：“高祖在时，家业正盛。他老人家临终有言，想葬在镇西凤凰山祖茔。可那地方有限，只能进一房的人。当时五房兄弟，谁也不肯让，争了三年，最后竟把棺材停在了祠堂，说要等寻着‘各房皆利’的风水宝地再葬。这一等……”
他摇摇头，不说了。
李文昌跺了跺脚：“这都是什么事！二百多年，老祖宗饿着肚子躺在那里，咱们这些不肖子孙还当太平！”他转向吴先生，深深一揖，“多谢先生传话。我这就安排祭奠。”
当日下午，李文昌便请了镇上关帝庙的老道，在偏厅设了三天三夜的醮。香烛纸马，三牲祭品，一样不少。开醮那日，李文昌带着几个儿子，披麻戴孝，在棺前磕得额头青紫。
吴先生在一旁看着，心里却总觉得那棺材里有一双眼睛，隔着二百多年的光阴，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四
祭事过后，李家的日子照常过。
可怪事却一桩接一桩地来了。
先是李家茧行的账，吴先生怎么算都对不上。明明收货出货都有数，到了月底一轧，总是短那么几十块大洋。李文昌疑心是伙计手脚不干净，查了几回，查不出名堂。
接着是李文昌的小儿子，才七岁，夜里忽然发起高热，嘴里胡话不断，说什么“一个白胡子老爷爷坐在我床头上”“他要我跟他走”。请了几个郎中来，药吃了不少，热就是不退。
李文昌的媳妇急得直哭，李文昌自己也愁得睡不着觉。
这日夜里，李文昌正在账房里抽闷烟，吴先生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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