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东北有句老话，叫“猪不过八百，过八百成精”。这话啥意思呢？就是说这猪啊，养到八百斤往上，它就不是普通的猪了，它就通了人性，能听懂人话，甚至能看见人看不见的玩意儿。这还不算完，这种猪不能杀，杀了一定遭报应，得把它请到山里放生，让它自己老死。可有些人不信这个邪啊，这不，我要讲的这个事儿，就出在这上头。
这事儿是我二舅姥爷亲口给我讲的。我二舅姥爷家住黑龙江齐齐哈尔下边一个叫靠山屯的地方，七几年那会儿，他在生产队里赶大车，专门负责往县城送猪肉。
那是1975年腊月的事儿了。那年冬天冷得邪乎，屯子口的老槐树都冻裂了缝。眼瞅着要过年，公社下来任务，让靠山屯杀几头肥猪，给县里的领导送年货。这事儿本来轮不着我二舅姥爷管，可偏偏那几天杀猪的老孙头病了，队里就让我二舅姥爷搭把手，帮着按住猪腿。
那天杀的是一头养了三年的大黑猪，少说也有五百来斤。这猪邪性，屯子里老人都知道。打从抓回来那天起，它就不跟别的猪一块儿吃食，总是一个人——不对，总是一个猪蹲在圈角，拿那双小眼睛瞅人，瞅得人心里直发毛。更邪乎的是，有一回队长的媳妇去喂猪，听见这猪哼哼的声音不对劲，仔细一听，吓得把猪食盆子都扔了——那猪哼的是《东方红》的调子。
可这话谁敢往外传？那年头，宣传队的喇叭天天放《东方红》，猪听多了学会了，也说得过去。可问题是，这猪从来没养在喇叭底下啊。
杀猪那天是三九天，嘎嘎冷。院子里支起了大铁锅，烧着滚开的水。我二舅姥爷和另外三个壮劳力，一人按一条猪腿，把这黑猪死死摁在案板上。老孙头虽然病了，可杀猪这活儿离了他不行，他裹着件破棉袄，提着那把杀了几十年猪的尖刀，晃晃悠悠走过来。
那黑猪躺在那儿，一声没吭，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老孙头。老孙头举起刀，刚要对准猪脖子上的大动脉，那黑猪突然开口了——不是猪哼哼，是人说话，一个闷声闷气的男人声音，从猪嘴里冒出来：
“孙德发，你三年前借我五块钱，啥时候还？”
这一嗓子，在场的人都愣了。老孙头举着刀，脸刷一下就白了。旁边按猪腿的几个人手一哆嗦，差点让猪挣脱了。老孙头哆嗦着问：“你、你是……”
那黑猪眼睛一翻，露出眼白来，嘴里又说话了：“我是你郑老八叔啊，你小时候偷我园子里的黄瓜，我打过你一巴掌，你还记不记得？”
老孙头手里的刀“当啷”一声掉地上，整个人往后一仰，直接坐雪堆里了。我二舅姥爷他们几个吓得腿都软了，撒开手就往后退。那黑猪从案板上慢腾腾爬起来，抖了抖身上的毛，瞅了瞅院子里这些人，叹了口气，那叹气的声音，跟人一模一样。
“别怕，”黑猪说，“我就想问问，我那五块钱，啥时候还？”
你说这事儿邪不邪？老孙头后来给人讲，他确实有个远房表叔叫郑老八，三年前从关里来投奔他，借了五块钱说是要去内蒙找活儿干，结果半道上让火车给轧死了。这事儿除了老孙头自己，谁也不知道。可这猪咋知道的？
队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也不敢再提杀猪的事儿。那头黑猪也不跑，溜溜达达回了自己的猪圈，趴那儿睡觉去了。队长骑上自行车就往公社跑，把这事儿汇报给了公社书记。
公社书记姓李，是个老党员，一听这话，把桌子一拍：“封建迷信！这都是封建残余思想！猪要是能说话，那还要电话干啥？”
可嘴上这么说，他心里也犯嘀咕。李书记老家也是农村的，小时候听他奶奶讲过不少邪乎事儿。他琢磨了半天，让队长把这事儿先压下来，别往外传，然后偷偷去找了个人。
找的谁呢？找的是靠山屯后山住着的一个老太太，姓吴，年轻时给人看过邪病，后来不让搞了，就窝在山里不咋出来。村里人都管她叫吴仙姑。
吴仙姑那年都八十多了，牙都掉没了，可眼睛亮得吓人。她听了这事儿，也不说话，抓了把小米往灶台上一撒，点了三根香，闭着眼睛叨咕了半天。睁开眼，脸色就变了。
“坏了，”吴仙姑说，“这猪身上背的不是一般的玩意儿，是个人。这个人死得冤，怨气重，没去投胎，硬是挤到猪肚子里去了。你们要杀这猪，就得先把这个人的事儿整明白。”
李书记问咋整明白。吴仙姑说：“你们去查查，这个郑老八是哪儿的人，咋死的，死之前有啥心愿没了。”
这一查，还真查出事儿来了。
郑老八，大名郑有福，老家是河南的。六几年逃荒来的东北，在靠山屯待过一阵子，后来去了内蒙，说是去投奔一个远房亲戚。结果半道上让火车给撞了，尸体都没找全乎。可他到底死在哪，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死之前，托人给老孙头捎过话，说手里紧，让老孙头给他寄五块钱。老孙头当时穷得叮当响，就没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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