膝盖陷在柔软而湿冷的地毯里，那种被昂贵酒液浸透后的黏腻触感，透过薄薄的裤子布料，清晰无误地传递到皮肤上。每挪动一下，都能感觉到纤维摩擦着膝盖，带着一种令人不快的阻力。
空气里弥漫着浓郁到几乎化不开的红酒香气，甜腻中带着单宁的涩，这曾经象征着品味与愉悦的气息，此刻却像一种无形的毒气，充斥在我的每一次呼吸里。
我低着头，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手下那片深红色的污渍上。白色的毛巾已经染上了刺目的红，我把它浸入旁边清水中，用力搓洗，浑浊的红色在水中漾开，像稀释的血。拧干，再覆上地毯，用力按压，擦拭。一遍，又一遍。
动作机械，精准，没有一丝多余。我的眼睛只盯着那一小块地方，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这片需要被清理的污迹。我不敢抬头，不敢让目光有任何的游移，生怕一不小心，就撞上那双此刻必然带着讥诮和审视的眼睛。
我知道他就坐在那里，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我能听到他偶尔调整坐姿时，皮质沙发发出的轻微吱嘎声，能感觉到那道如有实质的目光，像冰冷的探针，一下下刮过我的后背、我的脖颈、我低垂的头顶。他在看。像欣赏一出精心编排的戏剧，而我是舞台上那个卑微可怜的丑角。
屈辱感像细密的蚂蚁，啃噬着心脏。但比屈辱更强烈的，是一种近乎麻木的冷静。我把所有的情绪都死死摁在心底最深处，用尽全身的力气筑起一道堤坝，不让一丝一毫的波澜泄露出来。我不能让他看到我的愤怒，我的难堪，我的痛苦。那正是他想要的。我偏不。
就在我换到第三盆清水，地毯上的红色已经淡去不少，但依旧留下了一块明显深色水渍印记的时候，一只锃亮的黑色家居软底拖鞋，突然出现在我低垂的视线边缘。
它没有踩下来，只是用鞋尖，极其轻佻地、带着一种侮辱性的意味，轻轻碰了碰我跪在地上的小腿外侧。
那触碰很轻，甚至算不上疼。但带来的心理冲击，却像电流一样瞬间窜遍我的全身。我的动作猛地一滞，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握着毛巾的手指用力到指节泛白。
一个声音从头顶上方落下来，带着那种我早已熟悉的、慢条斯理却字字诛心的嘲讽，像冰珠子砸在结了冰的湖面上：
“沈清弦。”
他叫了我的全名。不是“沈阿姨”，而是“沈清弦”。这三个字从他嘴里吐出来，裹挟着浓浓的恶意。
他顿了顿，似乎在欣赏我瞬间僵硬的身体反应，然后才慢悠悠地，带着一种猫捉老鼠般的戏谑，继续问道：
“你以前那身傲骨呢？”
“咣当”一声，我的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傲骨。这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了我的心尖上。
“就这么甘心——”他的声音拖长了调子，每一个字都淬着毒，“——跪着擦地？”
“甘心”。 “跪着”。 “擦地”。
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像一把钝刀，在我的尊严上反复切割。一股热血猛地冲上头顶，脸颊瞬间滚烫，耳朵里嗡嗡作响。愤怒、委屈、还有一种被彻底践踏的悲凉，像火山岩浆一样在胸腔里翻涌，几乎要冲破喉咙喷薄而出。
我想抬头，想用最恶毒的语言骂回去，想把手里的脏水泼到他那张可恶的脸上！我想问他，陆砚深，你到底要把我逼到什么地步才满意？！是不是非要看我疯，看我死，你才开心？！
但就在这些激烈的念头即将冲垮理智堤坝的瞬间，我的眼前却不受控制地闪过许多画面。
不是我曾经作为沈家大小姐时，众星捧月、意气风发的样子。而是破产之后，我为了筹集父亲的医药费，不得不放下所有骄傲，去求那些昔日巴结我家的叔叔伯伯们时的场景。
我记得那个下着大雨的下午，我浑身湿透地站在王总的公司楼下，等了整整三个小时，只为了能见他一面，求他看在和我父亲多年交情的份上，借一点钱救命。我记得他秘书那种鄙夷又怜悯的眼神，记得王总最终勉强见我时，坐在宽大的老板椅后，翘着二郎腿，用打量一件滞销商品的眼神看着我，说：“清弦啊，不是叔叔不帮你，现在大家都不容易啊……你看你，以前心气多高，现在……唉，要不你陪李总他们喝杯酒？说不定……”
我记得我去银行申请贷款，那个年轻的信贷经理翻着我的资料，嘴角带着毫不掩饰的讥笑：“沈小姐，哦不，沈女士，您现在的资产状况是负的，没有任何抵押物，我们很难办啊。您以前不是挺风光的吗？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
我记得为了省下几块钱，我挤在气味混杂的公交车上，被周围的人推来搡去；记得在菜市场因为几毛钱和小贩斤斤计较，被后面的人不耐烦地催促；记得因为交不起房租，被房东骂骂咧咧地赶出来，拖着行李箱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不知道下一晚该睡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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