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泽苍，或者说，这具躯壳里那个来自现代的灵魂，正经历着一种奇特的割裂感。他曾是图书馆里为期末论文焦头烂额、在游戏世界里挥斥方遒的大学生，如今却端坐于这象征着九五至尊的龙椅之上，身侧是缭绕的檀香，脚下是匍匐的臣工，眼前是堆积如山的、以朱笔圈点的奏折。
“甩手皇帝”的梦想，在登基之初确实美好。他大刀阔斧地设立了内阁，将日常政务的“票拟”之权下放，指望着李慕、张世安这些能臣干吏能将他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效果是有的，至少他不必再熬夜批阅那些诸如“某县降雨三寸”、“某地祥瑞现世”之类毫无营养的请安折子。然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新的财税政策该如何平衡国库与民生？耗费巨大的水利工程该不该上马？对残余割据势力是该剿是该抚？——这些最终拍板的权力和责任，依然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肩头。
他发现，即便有了“标准化流程”来提高行政效率，但决策本身的过程，却依旧充斥着前朝遗留的弊病。当前的常朝，更多是礼仪性的展示和一般性政务的通报。黑压压数百名官员按品级肃立，真正能到御前奏对、深入讨论具体事务的，不过寥寥数人。大多数时候，是各部堂官或内阁大臣将初步意见呈报上来，他基于这些往往已经过层层过滤和修饰的信息做出判断。这种模式下，他仿佛置身于一个信息的孤岛，听到的多是经过精心编排的“合奏”，而难以捕捉那些不和谐却可能至关重要的“杂音”。
更让他不安的是，许多重大决策，往往依赖于他与一两个核心心腹私下商议后就定了调子。他信任李慕的才具，也尊重张世安的老成谋国，但他深知，个人的智慧终究有限，尤其是在这个他并非完全熟悉的古代社会。缺乏充分的讨论和不同意见的碰撞，就如同盲人摸象，极易导致决策的偏差。他想起了现代政府中的常务会议、听证会，那种围绕特定议题，各方代表畅所欲言、激烈辩论的场景。虽然过程可能嘈杂，但往往能剥丝抽茧，逼近问题的核心。
“必须把这种‘会议制度’引入进来！”这个念头在武泽苍心中愈发强烈。这不仅是为了提高决策质量，更是他内心深处那股现代平等观念和实用主义精神的驱使。他想要的，不是一个唯唯诺诺、只看他脸色行事的官僚机器，而是一个能够自我修正、充满活力的行政体系。
于是，在一次批阅完关于是否加征一笔临时税赋以填补军饷缺口的奏章后，他再次召见了内阁首辅李慕和次辅张世安。
御书房内，灯火通明。武泽苍没有坐在那高高在上的龙椅，而是命人搬来了几张梨花木椅，围着一方铺着舆图的桌案，营造出一种相对平等的议事氛围。这本身就让张世安感到些许不适，但他并未多言。
“李爱卿，张爱卿，”武泽苍开门见山，将那份关于加税的奏章推到两人面前，“关于此事，朕思虑再三，总觉得心中无底。加税，固然能解燃眉之急，但战乱方息，民生凋敝，此举无异于涸泽而渔，恐生民怨。不加，边军饷银短缺，万一酿成兵变，或让北蛮钻了空子，则后果不堪设想。二位虽已有初步方略，但朕觉得，此等关乎国本之事，决断之前，应听取更多人的意见。”
李慕微微颔首：“陛下圣虑周详。不知陛下之意是……？”
武泽苍身体微微前倾，眼中闪烁着一种张世安无法完全理解的光芒：“朕觉得，对于一些重大、复杂的事务，比如这财税政策，再比如未来可能涉及的大型工程建设、重要军事行动方略等，不能仅凭你我几人闭门决断。应该召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对此领域有深入研究或实际经验的官员，开一个专门的……嗯，姑且称之为‘专题研讨会’或者‘政策听证会’。”
“研讨会？听证会？”李慕和张世安异口同声，脸上写满了新奇与疑惑。这两个词汇对他们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概念。
武泽苍耐心解释，试图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进行翻译：“简单说，就是选定一个明确的议题，比如‘如何筹措军饷而不过度盘剥百姓’，然后让所有与此事相关的官员——户部掌管钱粮，兵部知晓军需，地方督抚了解民情，或许还可以请几位熟知地方财政的给事中——大家坐在一起，围绕这个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他越说越觉得思路清晰，语速也快了几分：“在会上，可以争论，可以反驳，甚至可以拍桌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问题彻底辩明，把各种可能的方法、其背后的利弊、潜在的风险，都毫无保留地摆在桌面上。譬如，加税可能加多少？百姓承受的极限在哪里？是否有其他开源节流之法？比如清查隐田，整顿盐务，或者削减宫廷用度？只有经过这样充分的辩论，朕在做最终决策时，才能有更全面的考量，避免偏听偏信，或者因为信息不足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届时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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