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的推行与锦衣卫的设立，如同两块巨大的滚石，先后投入大武朝堂这潭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深水之中，激起的涟漪层层扩散，搅动着沉积已久的利益格局。当内阁这台新组装的机器，在文渊阁内经过初期的磨合，齿轮咬合逐渐顺畅，开始着手处理更多积压的陈年旧务，并试图将《永初新政》的蓝图转化为具体政策，推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时，其锋芒无可避免地触及到了这个古老帝国最为核心、也最为敏感的中枢神经——选官制度，即科举。
这一日，一份由礼部正式呈递，并附有七位翰林院学士朱红联名签押的奏折，被送到了内阁的议事长案之上。奏折以工整的台阁体书写，文辞华美，引经据典，核心内容却只有一个：关于即将举行的新朝第一次科举取士，必须“恪守祖制，尊崇经义”，强烈主张考试内容应以诗、赋、经义策问为主，严格遵循前朝旧例，以维护科举取士的“纯粹性”与“公正性”。奏折中，措辞激烈地反对在科举中掺杂任何“杂学”、“末技”或“实务”考核，认为那将玷污圣贤之道，败坏士林风气，使科举沦为“匠作之选”、“商贾之途”，而非“为国选贤”的神圣大典。
这份奏折，表面上是一场关于取士标准、学术方向的争论，披着“义理之辩”的华美外衣。然而，在文渊阁这间力求务实的议事厅内，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其背后牵扯的是盘根错节的巨大利益和数百年来固化了的话语权体系。
传统的科举模式，经过数百年的演变，早已形成了一套极其稳固的生态链。其核心在于考察士子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诗文创作的才华以及对经义的理解阐发能力。这套标准，选拔出的首先是“文人”，是“士大夫”，其次才是“官员”。围绕着这套标准，衍生出了庞大的利益网络：有世代研究经义、垄断经典解释权的经学世家；有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业、收取高额束修的着名书院山长；有专门出版科举范文、时文评选，以此牟利的书商；更有凭借自身科举成功经验，主持文衡、掌握士子进退大权的翰林、学士清流官员。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以“文章取士”为核心的庞大利益共同体，维系着自身的地位、声望和实际利益。
而武泽苍，这位思路迥异于历代君主的皇帝，自和州时期起，便表现出对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务型”人才的极度渴求。登基之后，他破格重用工匠鲁师傅、医者薛先生，甚至让内侍小福子参预机要，这些举动早已在士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近来，更是在与内阁少数重臣的交谈中，不止一次流露出对现行科举制度的不满，甚至明确提出了“科举是否可加入算学、律法、乃至格物（物理）之内容，以选拔通晓实务之干才”的大胆设想。
这些风声，如同在滚沸的油锅中滴入了冷水，瞬间在依靠传统经义文章安身立命的官员和士子群体中炸开了锅。一旦科举改制，他们及其门生子弟数十年寒窗苦读所积累的资本——那些精研的经义、揣摩的时文、苦练的诗赋——价值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变得一文不值。他们赖以晋升的独木桥，将被拓宽，甚至旁边可能开出新的道路，这意味着他们垄断性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因此，这份由翰林院清流领衔的奏折，绝非简单的学术探讨，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带有试探和示威性质的联合对抗，意图在科举这个根本性问题上，划定红线，阻击皇帝可能推行的任何改革。
李慕神色凝重地将这份奏折放在了晨会议事长案的正中，作为今日的首要议题。他环视了一圈在座的阁员，清晰地说道：“陛下曾多次明示，取士当求实效，为国选材，需能安邦定国、抚民理政之实干者，而非只知空谈性理、不谙世事的酸腐文人。陛下之心，在于强国富民。然，礼部及翰林院诸位学士此奏，引据经典，言辞恳切，亦代表了朝野间相当一部分士林清议，其势不容小觑。科举之事，关乎国本，关乎天下士子之心，更关乎未来朝堂之格局，我等需极其慎重，妥善议决。”
李慕话音落下，文渊阁内陷入了一片短暂的沉寂，空气仿佛都凝滞了。那三位前朝出身、被选拔入阁的官员——周文正、赵德明、钱谦益，面色显得尤为复杂和为难。他们内心深处，或许比那些纯粹的清流更清楚现行科举选拔出的官员在实际政务中的局限，也隐约能体会到皇帝求变的心思。但让他们公开站出来，明确支持改革科举，反对势力强大的翰林清流，这无异于将自己置于士林舆论的风口浪尖，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可能断送自身的清誉和未来的仕途。他们低垂着眼睑，或盯着面前的茶杯，或下意识地整理着衣袖，一时无人率先开口。
次辅张世安将众人的反应尽收眼底，他轻轻咳嗽一声，打破了沉默。这位历经风雨的老臣，捻着颌下已然花白的胡须，语气缓慢而沉稳，带着一种历经世事的审慎：“首辅大人，诸位同僚。科举取士，乃国之抡才大典，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乎天下数十万读书人之进身阶梯，关乎社稷之稳定。老夫以为，新朝首次开科，意义非凡，重在稳定人心，彰显朝廷重视文教、承续道统之姿态。若骤然更张旧制，加入所谓‘杂学’，恐引天下士子非议，人心惶惶，甚或激起物议，动摇国本，反为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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