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奥特·吴主持的线上研讨会，在预定的时间准时开始。会议平台选择了学术界常用的、以安全性和稳定性着称的专业系统，参会者名单经过审核，讨论过程会被记录并可能整理后以非正式备忘录的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分享。
林晓以“独立研究者林默”的身份获得了旁听资格。她的摄像头和麦克风默认关闭，只作为一个安静的观察者存在于参会者列表中。苏晴和余年则在指挥室，通过安全线路观看着林晓实时传回的屏幕共享。
会议开始，几位特邀的学界前辈做了宏观性的开场发言，内容四平八稳，强调了基因编辑技术的巨大潜力、伦理挑战的全球性，以及加强国际对话与协作的必要性。气氛友好而专业。
轮到埃利奥特·吴主持的“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沟通”环节。他出现在屏幕上，穿着得体的西装，头发一丝不苟，面容带着学者特有的温和与睿智。他的开场白同样无懈可击，从技术原理讲到伦理框架，再谈到不同国家地区监管环境的差异，用语精准，引经据典，展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跨文化理解力。
“吴教授确实很擅长这个。”林晓在内部频道低声评价，“他在构建一个理性、包容、致力于解决问题的专业形象。”
“注意听他的具体案例选择和措辞。”余年提醒。
果然，在谈到“加速临床试验路径”这一敏感子议题时，埃利奥特·吴的用词开始变得微妙。他没有直接为任何具体公司或项目辩护，而是阐述了一种“基于风险分层和动态监测的灵活审评模式”理念。他以“某些资源有限、疾病负担沉重的地区”为例，强调“在确保核心安全性和基本伦理标准的前提下，适当简化流程、加快急需疗法的可及性，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伦理选择。”
“他在偷换概念。”苏晴立刻指出，“将‘非法、不合伦理的人体试验’与‘在监管框架下加速审评’混为一谈。听众如果不了解诺亚的具体情况，很容易被这种理论说服。”
接着，吴教授引用了两个听起来很正面的案例，当然经过脱敏处理，来说明“良好的伦理沟通和风险管理”如何帮助“有前景的技术”在“挑战性环境”中成功推进。他特别提到了“独立伦理顾问”在其中的“桥梁”和“风险缓释”作用。
“就是现在。”余年下令。
林晓早已准备好。她并没有直接开麦发言，而是在会议平台的匿名提问框中，输入了第一个问题，问题署名为“一位关注伦理一致性的研究者”：
【感谢吴教授的分享。关于伦理顾问的独立性，我有一个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当一项在A国因特定风险被暂停的基因编辑疗法，其后在B国由同一家资本支持、并聘请了同一位核心伦理顾问进行风险评估后得以快速开展临床试验时，该顾问应如何确保其评估不受前期项目认知、或与资助方长期合作关系的潜在影响？是否有公开可查的、针对此类情况的利益冲突规避机制范例？】
问题很长，但逻辑清晰，直指核心，且完全在学术讨论范畴内。
屏幕上的埃利奥特·吴显然看到了问题。他脸上的笑容未变，但眼神几不可察地凝滞了半秒。他轻轻推了推眼镜，用一贯平稳的语调回答：“非常好的问题，触及了伦理实践中的关键难点。首先，我们必须区分‘暂停’的原因。可能是技术性问题、监管要求差异，也可能是当地独特的公众接受度考量……一位负责任的伦理顾问，在评估新场景时，必须基于最新的全部科学数据、当地具体监管框架和人群特征，进行独立判断。当然，透明的利益声明和严格的同行评议程序，是保障独立性的基石。至于具体机制，不同机构有所不同，但原则是相通的……”
他的回答圆滑而笼统，避开了“同一位顾问”、“同一资本”这个最尖锐的点，将话题引向了一般性原则。
几乎在吴教授回答的同时，会议聊天区内，另一位署名“公共卫生政策学者”的参会者——是林晓提前匿名提供材料的一位真正学者，其观点以犀利着称，他发出了第二条提问：
【我注意到吴教授刚才提到的案例中，伦理顾问出具‘风险可控’意见的比例异常之高。这是否意味着该顾问的风险评估阈值设定得较为宽松？在涉及重大健康风险的基因编辑领域，过于宽松的阈值是否会系统性地低估潜在危害，尤其当顾问服务与商业资本存在长期、高额合同关系时？】
这个问题更加尖锐，直接点出了周晓芸之前发现的统计异常，并将其与“商业关系”挂钩。
埃利奥特·吴的笑容变得有些勉强。他调整了一下坐姿，语气依然保持专业：“学术研究鼓励质疑。任何统计数据都需要放在具体情境中解读。评估结论的比例，取决于项目本身的质量和前期准备是否充分。我始终坚持，伦理审查的首要原则是保护受试者权益，这一原则不会因任何外部因素而妥协。关于服务合同，所有正规的学术伦理咨询都有严格的合规审查和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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