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际上是在用最前沿的科学语言，为“地脉网络协议”和动物行为预警现象，构建一个“科学假说”的外壳。一旦这个假说被少数严肃科学家接受并展开研究，哪怕只是作为边缘课题，也会为欢乐谷的实践披上一层“前沿探索”的学术保护色，使其从“民间玄学”或“行为艺术”，升格为“有待验证的科学猜想”。
邀请发出后，果然在学术界激起了一些水花。大多数主流学者一笑置之，认为这是“民科和科幻的混合体”。但少数几个以研究“跨尺度耦合”、“系统涌现性”和“信息物理学”闻名的异类科学家，却表现出了兴趣。其中就包括MIT那位收到过“沙画报告”的复杂系统老教授，以及国内某高校一位因研究“社会系统的物理类比”而备受争议的青年学者。他们回信索要更详细的“观测数据”和“现象描述”。
程砚秋团队开始小心翼翼地准备一份高度脱敏、但保留核心逻辑的“白皮书”，将“阿呆”的行为变化（描述为“特定动物对已知环境微扰动的异常敏感反应”）、社区共识形成过程（描述为“基于简单规则和局部信息交换的群体决策模型”）与望星岭的环境参数波动进行相关性分析，全部用严谨的数学语言和统计方法包装起来。这份文件一旦完成，将成为投向学术界的一颗“认知手雷”。
就在欢乐谷与“深时资本”在科学与伪科学、考察与反考察的迷雾中缠斗时，全球范围内由“卫星看广场舞”引发的荒诞剧，迎来了它的高潮——一场由民间自发组织、针对商业卫星公司的、带有行为艺术性质的“维权行动”。
导火索是“星尘视野”公司为了进一步商业化其“社会遥感”数据，推出了一项新服务：用户不仅可以订阅地点，还可以付费“点亮”自己所在社区的活动，让卫星给予“特别关注”和“高清记录”，并生成专属的“社区活力年度报告”。这项服务定价不菲，主要瞄准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和品牌营销公司。
然而，这项服务却惹恼了一些被无意中拍进图像的广场舞大妈们。在某城市，一位较真儿的退休律师阿姨（同时也是广场舞领队）发现，自家社区舞蹈队的活动，未经任何告知和同意，就出现在“星尘视野”公司的宣传材料和付费报告中，被用作展示“社区活力”的案例。她认为这侵犯了个人和集体的“肖像权”、“隐私权”以及“活动数据所有权”。
这位律师阿姨没有选择沉默或简单的投诉。她联合了其他几个也有类似遭遇的社区舞蹈队领队，咨询了律师（恰好是“广场舞审计志愿者”网络中的一位公益律师），起草了一份措辞严谨又充满草根智慧的《致商业卫星公司的公开信》。
公开信的核心论点包括：
1. 非营利性集体活动肖像权：在公共空间进行的非营利性集体健身、文娱活动，其参与者同样享有肖像权和活动形象不受商业利用的权利。
2. 数据采集知情同意原则：商业卫星公司在采集涉及可识别群体活动的图像数据时，应遵循基本的知情同意原则，或至少进行脱敏处理至无法识别特定群体。
3. 草根文化成果反哺社区：如果商业公司利用草根社区活动数据获利，理应通过适当方式（如捐赠、提供免费服务）回馈社区，而非单向榨取。
4. 要求建立“社会遥感伦理准则”：呼吁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规范商业卫星对社会活动的监测和数据利用行为。
这封公开信通过社区网络和社交媒体发布后，迅速获得了大量响应。越来越多的广场舞社群、街头运动团体、社区活动组织者站出来，分享自己被卫星“偷拍”并商业利用的经历。一场自发的“反卫星数据剥削”运动悄然形成。
“星尘视野”公司起初不以为意，发表声明称其图像“不涉及个人身份识别”、“属于公共空间合法拍摄”、“数据已做聚合处理”。但舆论并未平息。一些科技伦理学者、隐私权活动家加入讨论，批评商业卫星的“上帝视角”对公共生活边界的侵蚀。更有一些社区开始有组织地“调戏”卫星——他们在获知卫星过顶时间后，集体举起巨大的标语牌，上面写着“未经同意，禁止拍摄！”或“数据有价，付费使用！”，并将照片发到网上。
事情越闹越大，甚至引起了部分国家和地区数据保护监管机构的注意。有议员提出质询，要求审查商业遥感数据在个人隐私和公共安全方面的潜在风险。
“星尘视野”公司的股价应声下跌，其他跟风的商业卫星公司也开始重新评估这项业务的合规风险和社会接受度。一场旨在将人类集体活动“数据化变现”的商业狂欢，意外地撞上了草根社区自发的“数据主权”意识觉醒。
这场“宇宙级碰瓷”（网友戏称）对欢乐谷而言，是个意外的利好。它进一步将公众和监管的注意力，从“望星岭可能隐藏什么秘密”，转移到了“商业卫星权力边界”这个更普世、更易引发共鸣的议题上。望星岭上那些光怪陆离的地面图案，现在可以被更自然地解释为社区对“卫星凝视”的一种艺术化、集体性的回应和抗议，而非隐藏秘密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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