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切换到韭菜地的实时画面。
“看这些韭菜，”深绿说，“我没有要求它们长得一样高。有些高，有些矮，有些密，有些疏。但整个菜地是健康的。你们的货币政策，为什么要求所有国家达到同样的标准？”
杜邦沉思。这是欧元区最根本的矛盾——统一的货币政策，分散的财政政策。就像要求不同土壤、不同气候的地方，种出同样的韭菜。
“但我们有转移支付，有结构改革基金……”
“那就像给长得矮的韭菜施更多肥。”深绿展示数据模型，“短期有效，但不解决根本——为什么这块地韭菜长得矮？是土壤问题？阳光问题？还是种子问题？”
机械臂指向北方：“德国的韭菜为什么长得好？因为他们的‘土壤’——工业基础、教育体系、劳动纪律——适合生长。南欧的‘土壤’不同，强行施一样的肥，只会让有的撑死，有的饿死。”
杜邦感到一阵眩晕。这些话，她在内部会议上听过经济学家的批评，但从没这么直白、这么形象。
“那您的建议是？”
“承认差异，因‘地’制宜。”深绿展示一个新模型，“欧元区不应该是一个要求所有韭菜长得一样的菜园，而应该是一个生态系统——有的地方种韭菜，有的地方种番茄，有的地方种葡萄。用不同的作物组合，实现整体平衡。”
屏幕上出现一个动态图表：欧元区被重新划分成七个“经济生态区”，每个区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和发展路径，通过内部贸易和资源共享实现互补。
“但这需要成员国让渡更多主权……”杜邦说。
“或者，”陆川不知何时走了过来，“重新思考什么是‘主权’。是控制一切的权力，还是让自己的人民过得更好的能力？”
他递给杜邦一杯豆浆：“尝尝，用德国大豆和中国石磨做的。”
杜邦喝了一口，醇厚的豆香在口中化开。这杯豆浆融合了两个大陆的元素，却形成了独特的风味。
那天下午，杜邦做了一件让助理们惊掉下巴的事：她要求参加煎饼摊的“国际协作实验”。
陆川在铁板上摊开面糊，杜邦负责打鸡蛋——她要按照不同欧元区国家的国旗颜色来调配煎饼：德国的黑红黄（黑芝麻、番茄酱、玉米粒）、法国的蓝白红（蓝莓酱、奶油、草莓）、意大利的绿白红（菠菜汁、芝士、番茄）……
“这有什么意义？”一个助理小声嘀咕。
“意义在于，”小川推着平衡车过来，“证明不同的食材可以融合成一个美味的煎饼。就像欧元区——不同的国家，可以融合成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
实验结果是：德国煎饼严谨规整但略显单调，法国煎饼浪漫但容易散架，意大利煎饼风味浓郁但火候难控。而陆川最后摊的“融合煎饼”——取德国之严谨、法国之创意、意大利之风味——成了最受欢迎的一款。
“看到了吗？”陆川切着煎饼分给众人，“不是要消除差异，是要在差异中找到平衡。”
杜邦咬了一口融合煎饼，突然眼眶发热。她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巴黎读书，周末会坐火车去柏林看朋友，暑假去托斯卡纳度假。那时的欧洲，在她心中是一个丰富而多元的家园。不知从何时起，这个家园变成了会议室里争吵不休的表格和数据。
在疗养院的最后一晚，杜邦没有处理公务。她坐在韭菜地边，看张阿姨带着学员们跳新编的“欧元圆舞曲”——十九个人手拉手转圈，时而紧密时而松散，象征着欧元区的聚散离合。
李大爷用扳手敲击铁桶伴奏，节奏时而急促时而舒缓，就像欧洲经济的波动。
深绿的机械臂在夜空中画出欧元符号的轨迹，绿色的LED灯光如梦似幻。
小川递给杜邦一份特别的“作业”：一道关于欧元区最优货币政策的数学题，题干里混入了韭菜生长函数和煎饼摊的现金流模型。
“明天再解，”小川说，“现在，感受就好。”
杜邦真的放下了所有思考。她看着星空，闻着韭菜和泥土的气息，听着院子里人们的笑声。这一刻，这个掌管万亿欧元的女人，只是一个在异国小院里休息的普通人。
回法兰克福的飞机上，杜邦打开了那份数学作业。题目很复杂，但当她尝试用“韭菜生长思维”去解时，突然有了思路——不是追求最优解，是寻找可持续的平衡解。
三个月后，欧洲央行发布了一份震惊全球的报告：《货币政策的生态学转向：从单一目标到系统平衡》。
报告开篇写道：“货币政策不应只是调节通胀的工具，更应是维护整个经济生态系统健康的‘园丁’。我们需要像照料菜园一样照料经济——有的植物需要多浇水，有的需要多施肥，有的需要修剪枝叶，但目标是整个菜园的繁荣。”
报告里充满了“韭菜地比喻”和“水管哲学”，甚至引用了《红楼梦》对贾府衰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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