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坟前的风暴虽以春兰惊世骇俗的“撒粮问祖”暂告段落，族老们在金灿麦粒的无声质问和刘氏春兰决绝的跪拜前，最终未能强行阻拦，但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隔阂、排斥与无形的压力，却并未消散。春兰和刘氏虽然争得了祭拜的权利，却更清晰地意识到，在宗族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她们依然是“外人”，她们的权益依然脆弱，缺乏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春兰名下的田产（沙荒地三亩、水田一亩），地契虽已更名，但在官府户房档案和所有人的潜意识里，这些土地依然挂在“刘家”的名下，或者说，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依附于原家族的“女眷私产”，其独立性和安全性随时可能因家族内部压力或外界变故而受到挑战。
赵小满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隐患。她知道，唯有让春兰彻底脱离原家族的户册，成为一个独立的、被官府承认的纳税主体，才能真正将这些田产牢牢握在手中，拥有无可置疑的所有权和处置权。换言之，需要为春兰另立女户。
这在此时的乡村，几乎是闻所未闻之事。女子自立门户，意味着彻底摆脱父权、夫权、族权的控制，独自面对官府的赋役，独自承担一切风险。其艰难程度，远超想象。但它的象征意义和实际保障，却是无与伦比的。
赵小满再次翻查律例，寻找依据。她发现，《大永律·户律》中虽有“户主通常为男丁”的惯例，但并未明文禁止女子为户主，尤其在“夫死子幼”或“归宗无依”等情况下，亦有女子“承户”管理产业的变通之法。春兰情况特殊，但并非完全无例可循。
她将自己的想法与春兰、刘氏及立身堂核心成员商议。春兰闻言，眼中先是闪过一丝畏惧（独立门户的压力巨大），随即被巨大的决心所取代：“小满，我听你的！与其仰人鼻息，看人脸色，不如自己立起门户！苦点累点，我认了！”
刘氏虽担心，但也支持：“这样好，地契攥在自己手里，名正言顺，谁也夺不走！”
于是，赵小满再次陪同春兰，带着田契、官府判决文书以及立身堂的联名保书，来到了县衙户房。
办理此事的户房书吏听完她们的来意，眼睛瞪得溜圆，仿佛听到了天方夜谭：“什么？另立女户？这……这从未有过先例啊！她一个嫁出去的妇人，虽判得了田，但另立门户……这如何使得？赋役摊派，谁来承担？邻里纠纷，谁来做主？不成不成！”
赵小满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将判决文书和律例条款取出，从容道：“书吏先生，判决在此，田产已归春兰姐所有，此为事实。律法并未禁止女子承户，春兰姐有恒产，足以承担赋役。立身堂愿为其担保，邻里若有纠纷，自有乡约族老及官府明断，岂因户主是女而有所不同？莫非朝廷律法，在先生这里，竟行不通吗？”
她的话软中带硬，既讲事实，又扣律法，还拉出立身堂担保，最后甚至隐隐有指责对方罔顾律法之意。
户房书吏一时语塞，支吾道：“这……这事关重大，需……需禀报县尊大人……”
“可！”赵小满立刻应允。
事情果然又捅到了王县令那里。王县令听到“另立女户”的请求，也是头痛不已，只觉得这赵小满和立身堂真是能折腾，不断挑战他的认知底线。但上次公堂之上，他已认可了春兰的权益，此时若再驳回，未免前后矛盾。
他仔细查看了文书保书，又见春兰态度坚决，赵小满据理力争，沉吟良久，最终叹了口气，挥挥手：“罢了罢了！既有田产，能担赋役，律无明禁，便准了她吧！只是这户主之名，需得写清楚，以免日后混淆！”
有了县令首肯，户房书吏不敢再怠慢，只得磨墨提笔，开始为春兰办理独立的户帖。
然而，在书写地契和户主姓名时，又遇到了难题。按惯例，户主名通常写“某某某”，但春兰是女子，且已出嫁，其名在官方文书中极少出现。
书吏犹豫着问：“这……户主姓名，写什么？刘春兰？还是刘氏？”
赵小满斩钉截铁道：“刘春兰！ 她有名有姓，自然写本名！”
书吏有些迟疑，但还是依言在崭新的户帖和地契上，写下了“户主：刘春兰”的字样。但在填写田产名称时，他习惯性地想写成“刘氏田”之类的模糊称谓。
“且慢！”赵小满再次阻止，她指着地契上田产标注处，清晰无比地说道：“这田产，是春兰姐所有，便应直书其名！请写——‘刘氏春兰田’！”
“刘氏春兰田”！
这个名称，前所未有！它彻底打破了地契上惯常只标注姓氏或男丁名字的传统，将一个女子的全名，明明白白、堂堂正正地镌刻在了代表土地所有权的官方文书之上！
书吏的手抖了一下，墨点滴落，在纸上晕开一小团污迹。他看了一眼赵小满坚定的眼神，不敢再多言，深吸一口气，重新铺纸，郑重地写下了“刘氏春兰田”五个大字，并在其后注明亩数、地块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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