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透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沉重又冰凉，像裹了一层铅皮。
汗水早已被雨水冲刷干净，只有持续的疲惫感和肌肉的酸痛提醒着他们劳动的强度——腰像断了似的疼，胳膊抬不起来，手指因为长时间泡在泥水里，皱得像老树皮。那响彻雨中的歌声，一遍又一遍，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唯一号角和微弱暖意。
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被雨水浇透，早已分不清那湿漉漉的感觉，究竟是冰冷的雨水，还是体内不断蒸腾又被浇灭的汗水。直到队长喊了一声“收工”，知青们才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田埂上，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种让社员们习以为常、却让知青倍感辛酸与震撼的“雨中课堂”，在苏麻河畔的岁月里，还有很多很多。
比如秋收时顶着烈日割稻子，稻穗上的硬壳把胳膊划得满是血痕；比如冬天去山上背柴火，踩着没膝的积雪，一不小心就会摔进雪窟窿里。它们无声地敲打着这些城市青年娇嫩的心灵，像一把锤子，慢慢把“娇气”敲掉，把“坚韧”敲进来。
然而，对于年轻的知青们来说，可怕的并非仅仅是身体上的极度劳累，也不是那似乎永远学不完、做不完的“劳动新功课”——比如怎么用乱草机脱粒，怎么把苞米辫成串挂在房梁上，怎么腌酸菜才不会坏。
真正可怕的，是当大部分农活技能渐渐熟悉，那最初的新奇、惶恐与笨拙褪去，生活的节奏似乎变成了一种重复的单调循环时，心底深处压抑已久的那块柔软角落开始松动、扩张——浓烈如窖藏老酒般的、令人窒息的思乡之情开始弥漫开来。
劳作间歇，躺在稻草堆上望着异乡的月亮，月亮似乎比城里的更圆，却也更冷，洒在身上没有一点暖意。
心里头就会想起家里的阳台，妈妈总在阳台上种着几盆月季，月亮照在花瓣上，好看极了。夜晚躺在简陋的通铺上，铺着的稻草硬邦邦的，还硌得人疼，听着窗外不知名的虫鸣“唧唧”响个不停，就会想起弟弟的小呼噜声，虽然吵，却让人觉得踏实。
甚至在端起粗瓷碗吃着粗糙的饭食时——碗里是苞米饼子就着咸菜，偶尔能吃到一块土豆，已经算是改善伙食了——一丝熟悉的味道或不经意的画面，都能瞬间勾起对家中父母温暖的唠叨、弟妹的嬉闹、城市里熟悉的街景、甚至是一碗热汤面的记忆。
妈妈做的热汤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撒点葱花，一口下去，浑身都暖和。这种思念，像藤蔓一样悄悄缠绕心脏，越收越紧，让人喘不过气来。
一些原本就因性格内向、体力较弱或始终无法适应高强度体力劳动而表现得有些勉强的知青，这种情绪尤为明显。
比如上海来的小苏，个子瘦小，每次背谷子都只能背半捆，常常躲在角落里偷偷抹眼泪；还有北京来的莉莉，在家是独生女，连扫地都很少干，现在每天要挑水、做饭、下地，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一旦有人开了头，说起“想家”“想妈妈做的菜”“想城里的电影院”——城里的电影院能看《地道战》《南征北战》，不像这儿，只有逢年过节才能看到流动放映队来放电影——这种情绪就如同野火燎原，迅速在知青点蔓延开来。
尤其是那几个年纪最小、不过十五六岁的女知青和小男生，眼眶瞬间就红了，泪水无声地滑落，滴在粗布衣服上，晕开一小片湿痕，有时甚至忍不住哽咽抽泣起来，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清晰和揪心。
“唉，这有啥，哪个知青刚来不想家？熬过去就好了，这就是‘适应期’。”老知青陈大哥叼着自卷的烟卷，烟卷是用报纸裹的旱烟，呛得人直咳嗽，他却吸得津津有味。
看着哭鼻子的几个小年轻，语调平淡却带着过来人的笃定，他觉得这只是必经之路，熬过去自然风平浪静。陈大哥来这儿已经三年了，刚开始也天天想家，后来忙起来，也就慢慢淡了。
他还跟知青们说：“等秋收了，队里分了粮食，咱就能换点细粮，到时候我给你们做面条吃，虽说比不上家里的，也能解解馋。”
但心思细腻的廖敏却隐隐感到不安。她看着那些蜷缩在角落默默流泪的身影，看着饭桌上越来越少的欢声笑语——以前吃饭时，大家还会聊聊天，说说城里的新鲜事，现在都低着头，闷不吭声地扒着饭——看着大家眼中难以掩饰的茫然和低落，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光靠意志硬熬，或者陈哥那句‘熬过去就好了’，恐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种情绪就像闷在罐子里的火，不疏导，迟早会出事的。”
她在心里琢磨着。廖敏是南京来的，读过不少书，心思比其他知青更细，她知道长期压抑情绪对身体不好，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大家。
然而，安慰的话语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别哭了”“坚强点”“想想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这些话说过几遍之后，连说的人都觉得空洞乏味，听的人更是置若罔闻。
廖敏试着给小苏讲城里的故事，说南京的夫子庙有多热闹，说鸭血粉丝汤有多好吃，可小苏只是低着头，小声说：“我还是想妈妈。”莉莉则抱着从家里带来的布娃娃，眼泪掉在布娃娃的脸上，喃喃自语：“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廖敏看着她们，心里也酸酸的，她自己又何尝不想家呢？只是她知道，现在只能咬牙坚持，等着日子慢慢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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