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郑伟早日康复，孙小芳不顾天寒路远，第二天一早就揣着几个窝窝头，毅然步行四十多里山路赶到县城。她早就听人说过，县城里有位颇有名气的老中医，治疗跌打损伤有祖传的秘方。
找到老中医的住处后，孙小芳软磨硬泡，跟老中医说了郑伟受伤的情况，还说了郑伟是上海来的知青，在工地干活时为了修水利才伤的，老中医被她的真诚打动，终于答应给她一小罐治疗跌打损伤的祖传药膏和几包内服的草药，还详细告诉她怎么涂抹、怎么熬药。
回到村里时，孙小芳的脚已经磨起了好几个水泡，可她顾不上疼，赶紧先去知青点告诉郑伟好消息，然后就钻进厨房，按照老中医的嘱咐，仔细清洗草药，生火熬药。
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每天都坚持给郑伟清洗伤口、小心翼翼地涂抹药膏——那药膏是深褐色的，带着一股草药的清香，涂在伤口上凉凉的，能缓解不少疼痛；她还按时熬煮草药汤剂，端到炕前，看着郑伟喝下，生怕他忘了喝药。
孙队长也特意吩咐媳妇儿，把家里省吃俭用攒下的鸡蛋拿出来，每天给郑伟卧两个荷包蛋，偶尔还会炖点骨头汤，让他补补身子。
孙队长家的小儿子孙小柱更是成了郑伟的小拐杖，只要郑伟想上厕所或者想在院子里坐会儿，小柱就会跑过来，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还会给郑伟讲村里的趣事，逗他开心。
孙队长一家人无微不至的照料，把郑伟当成了自家人般疼爱，郑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感动得他常常眼眶发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在这遥远的他乡，他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足足过了一个星期，在孙小芳一家的精心照料下，郑伟腿上的淤青才渐渐褪去，变成了淡淡的黄色，脚踝的肿胀也总算消了大半，虽然走路依然一瘸一拐，用不上太大的力气，但至少能自己慢慢走动了。
孙队长体恤他的伤势还没完全好，不再安排他去水利工地干抬筐挑担的重活，而是让他在村边的土场上负责给拖拉机和地排车装土——这活儿相对轻松些，不用长时间弯腰，也不用扛重物。
每当孙小芳干完地里的活，路过土场时，总会不由分说地抢过郑伟手里的铁锹，麻利地替他装土铲泥，动作又快又准，嘴里还念叨着：“你腿还没好利索呢，别逞强，歇会儿去！这点活我一会儿就干完了！”
周围一起干活的社员们瞧见了，不免笑着打趣郑伟：“啧啧，小郑啊，你这可是好福气！咱小芳这丫头，对你可真是没话说咧！比亲妹妹还亲！”说得郑伟脸都红了，只能挠着头傻笑，心里却甜滋滋的。
时光荏苒，转眼就到了1976年的寒冬。
经过两年多在田间地头的摸爬滚打，郑伟已经从当初那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上海城市学生娃，磨练成了一个熟悉播种、施肥、收割各种农活，适应了东北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气候和简陋农村生活的“老知青”。
他的皮肤晒得黝黑，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再也看不出半点城市青年的娇气。
这两年里，他与孙队长一家人的感情也日益深厚。
孙队长夫妇待他视如己出，有好吃的总会想着他，天冷了会提醒他添衣服；孙小芳更是处处照顾他，从一开始教他烧火炕、认农作物，到后来帮他缝补衣服、照料他受伤，两人之间的默契越来越深，那份情谊，早已超越了房东与知青的关系，成了彼此生命中重要的亲人。
郑伟甚至觉得，头道沟大队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孙队长一家就是他的亲人。
然而，平静的生活之下，却暗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暗流。
一天傍晚，郑伟在知青点吃完晚饭——知青点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都通过招工、病退等方式回了城，只剩下五六个 ——他踏着厚厚的积雪，慢慢走回孙队长家。
刚走到院门口，还没来得及推门，就听到堂屋里隐约传来孙小芳和她父母的对话声，声音不大，却能清晰地传进他耳朵里。
孙队长的媳妇，也就是孙婶子，正语重心长地对孙小芳说：“小芳啊，眼瞅着翻过年你就二十了，不小啦！女孩子家，到了年纪就得找个好人家。今儿个你三婶特意过来给你提亲啦，说的是邻村的贺东强。那孩子你也认识，是你初中同学，大伙儿都知根知底的，为人老实本分，家里劳力也足，有几亩好地，嫁过去肯定不受罪。咱瞅个日子，让他来家里相看相看？要是你觉得行，就把这事定下来，也了了我和你爹的一桩心事。”
“哎呀妈！急啥呀！”
孙小芳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抗拒，还有点不耐烦，“我还小呢！不想相看！我还想再帮家里干几年活呢！”
“还小？你这孩子！”
孙婶子有些着急了，声音也提高了几分，“村里跟你一般大的闺女，好些娃都满地跑了！十六七岁就找主儿、嫁人的多了去了，你都快二十了，还说小？再拖下去，好人家都被别人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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