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倩心里跟明镜似的，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皱巴巴的预备名额证明，那粗糙的纸张磨得指腹发疼，就像她这几年在公社插队，被风吹日晒磨出的厚茧。
她清清楚楚记得，自己刚到红旗公社插队的第一年，冬天还没下第一场雪，公社就炸开了锅，出了一件天大的事——公社书记李建国的女儿李红梅，被人匿名写了举报信，硬生生把到手的大学推荐指标给丢了。
那时候她刚满十八岁，跟着知青点的老知青去公社领过冬的棉衣，亲眼看见李红梅的妈拎着一筐鸡蛋，在公社办公室门口哭天抢地，头发乱得像鸡窝，脸上的泪痕冻成了冰碴子。
至于告发的具体内容，没人能说个准话，公社里传得沸沸扬扬，却都只是隐约沾着点边，说是有人状告李红梅的推荐名额来路不正，存在严重的不公。
傍晚收工后，知青点的人围在煤油灯底下嚼舌根，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有板有眼，都说那李红梅是回乡知青，户口刚落公社没半个月，就托她爹的关系，进了公社学区当民办老师，压根没下过一天地，连锄头都没碰过，更别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丁倩当时就坐在角落，手里缝着磨破的补丁裤子，听着那些话，心里没什么波澜，却也记得清清楚楚，有人拍着大腿骂：“凭什么她就能坐办公室教书，我们就得在地里刨土？这就是特权！”
在大伙儿眼里，李红梅就是走了捷径，踩着无数知青和农民的肩膀，铺了一条直通光明的大路，眼看就要跳出农门，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却在最接近希望的时候，栽了个粉身碎骨的大跟头。
后来，因为丢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李红梅彻底垮了。
丁倩见过她一次，就在公社的土路上，以前的李红梅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梳着齐耳的短发，脸上带着知青的骄傲，走路都抬着头，可那一次，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打补丁褂子，头发乱糟糟的，眼神空洞，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
压力像座大山似的压得她喘不过气，白天不敢出门，晚上就躲在屋里哭，没多久就得了精神分裂症，时而清醒，时而疯癫，公社学区也不敢再留她，民办老师的工作就这么丢了。
李建国夫妻俩急得满嘴起泡，四处求医问药，把家里攒的那点积蓄全砸进去了，还借了不少外债，跑遍了周边的县城和市区，李红梅才算慢慢解开了心症，清醒了一阵子，能正常说话、吃饭了。
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李红梅就嫁人了，是她妈托人介绍的，邻公社的一个社员，听说那人是个好吃懒做的性子，地里的活从来不干，还动辄对她打骂，喝了酒之后更是变本加厉。
从那以后，李红梅就彻底变了个人似的，整天疯疯癫癫地在公社的土路上骂人，不分场合，不分对象，有时候对着路过的牲口骂，有时候对着光秃秃的树干骂，骂得最难听的，就是“不公”“特权”“骗子”。
丁倩心里清楚，她这样的举动，哪里是骂人，分明是发泄内心咽不下的怨气，是想抚平那道永远愈合不了的创伤——可那怨气太深，深到骨子里，那创伤太痛，痛到无法呼吸，唯有这样极端的方式，才能让她稍微喘口气。
她终究是成了工农兵学员推荐竞争里的牺牲品，一个曾经鲜活、骄傲，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姑娘，就这么被现实毁了，每次想起李红梅疯癫的样子，丁倩心里就堵得慌，想想都让人唏嘘不已。
最让人疑惑的是，到底是谁告发了她？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公社每个人的心里，没人知道答案，也没人敢去深究。
公社里流传最广、也最被大伙儿认可的一种说法是：“能告发她的，肯定也是有权有势的，比公社书记还厉害的角色！要不然，怎么能把她扳倒，还让公社书记李建国哑口无言，连一句辩解的话都不敢说？”
这话听起来糙，理却不糙，丁倩也深以为然。
在那个年代，普通农民哪敢得罪公社书记？别说告发了，就连跟书记说话都得低着头、陪着笑，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生怕一不小心，就被穿小鞋，被发配到最苦最累的砖窑厂去干活。
能敢动公社书记女儿的人，定然是后台比他还硬，手里有能拿捏住他的把柄，要么是县里的干部，要么是更上面的人，否则，没人有那个胆子，也没人有那个能力。
丁倩跟李红梅不算熟，顶多是在公社开会时远远见过几面，有时候是李红梅坐在公社书记身边，有时候是她在学区的办公室门口批改作业，具体的内情，她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
更何况，旁人的糗事儿，她向来不关心——自己的日子都过得一团糟，知青点的粮食不够吃，冬天没有足够的柴火取暖，每天干最苦最累的活，却挣不到几个工分，哪有心思去嚼别人的舌根，去管别人的死活。
这几年，她见过了太多的不公，见过有人靠关系抢占推荐名额，见过有人靠送礼谋得轻松的工作，也窥探到了人性深处的贪婪和冷漠，再想到那些需要靠特权才能拿到的大学名额，丁倩心里早就凉了半截，几乎不报任何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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