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夏天，我总做同一个梦。
梦里是香港的地铁站，灯牌亮得刺眼，空气里飘着冷气和奶茶混合的甜腻味。我站在月台上，身边是个穿白衬衫的女人，头发扎成低马尾，手腕上戴着块银色手表，表盘反射着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等谁？”她问我，声音很轻，像隔着层玻璃。
“等我姨妈。”我脱口而出，尽管现实里我姨妈根本不在香港。
她笑了笑，没说话，转头看向轨道深处。那里黑漆漆的，像条没有尽头的隧道，风从里面灌出来，带着股铁锈味，吹得她的衬衫衣角轻轻飘。
每次梦到这里，我就会醒。窗外的天刚蒙蒙亮，手机屏幕亮着，显示凌晨四点半。我坐在床上，摸着胳膊上的鸡皮疙瘩，总觉得那个女人的脸就在眼前，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具体的样子，像被什么东西糊住了，只有白衬衫和银色手表的影子，清晰得像照片。
“太真实了。”我跟朋友发微信，“就像真去过观塘站一样。”
朋友回了个笑cry的表情：“你是不是港剧看多了？观塘站我去过，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哪有你梦得那么清净。”
我没再反驳。可那个梦像块粘在鞋底的口香糖，甩不掉。之后的几个月，它断断续续地来，场景一模一样，女人的穿着也没变，只是每次她转头看我的时候，我都觉得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像水里的波纹。
直到秋天，梦突然停了。我渐渐把它忘了，只偶尔整理衣柜时，看到自己的白衬衫，会突然愣一下，想起那个站在月台上的女人。
2018年春天，公司新来个同事，叫苏晴。她坐在我对面，第一天上班就穿着白衬衫，低马尾，手腕上的银色手表和我梦里那个女人戴的一模一样。
我当时手里的咖啡差点洒在键盘上。
“你好，我叫苏晴。”她伸出手，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涂着透明的指甲油。
“林薇。”我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
苏晴话不多，做事很利落，我们慢慢熟悉起来，发现彼此住得不远，偶尔会一起下班。有次路过社区医院，看见HPV疫苗的宣传海报，她突然说：“听说香港的疫苗更全，要不要一起去打？”
我愣了一下。我姨妈定居香港多年，前阵子还打电话让我去玩，说可以帮我预约疫苗。
“好啊。”我说，“我姨妈在香港，让她帮忙约。”
苏晴笑了笑，白衬衫的领口在阳光下泛着光：“那太好了，打完针还能让你姨妈请我们吃饭。”
预约很顺利，定在三个月后的周五。出发前一天，我整理行李，苏晴发微信问我穿什么衣服。
“随便穿吧，舒服就行。”我回她。
“我准备穿白衬衫，方便打针。”
看到消息的瞬间，我手里的折叠伞“啪”地掉在地上。金属伞骨磕在瓷砖上，发出刺耳的响。
2016年的那个梦，突然像潮水一样涌回来——月台上的白衬衫，低马尾，银色手表，还有那句“等谁？”。
“怎么了？”苏晴发来一个问号。
“没……没事。”我捡起伞，手指在屏幕上打了半天字，“白衬衫挺好的。”
那晚我没睡好，翻来覆去都是观塘站的样子。苏晴的脸和梦里那个女人的脸在脑子里重叠，又分开，模糊得像团雾。我甚至有点后悔，觉得不该答应去香港，可机票和疫苗预约都定好了，只能硬着头皮去。
飞机降落在香港时，天气很热，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苏晴果然穿着白衬衫，站在行李提取处等我，银色手表在手腕上闪着光。
“走吧，我姨妈说在观塘站等我们，然后一起去吃饭。”我说这话时，心脏“砰砰”地跳，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苏晴点点头，跟着我往地铁站走。她的脚步很轻，白衬衫的衣角在人群里晃，像条白色的鱼。
观塘站比我梦里热闹得多，人来人往，粤语和普通话混杂在一起，报站的声音尖锐刺耳。我跟着人流往前走，苏晴跟在我身边，突然说：“这里我好像来过。”
“你以前来过香港？”
“没有。”她摇摇头，眼睛盯着月台的广告牌，“但感觉很熟悉，像在梦里见过。”
我的后背瞬间窜起一股凉气。
我们站在月台上等姨妈，位置居然和我梦里站的地方一模一样。苏晴靠在栏杆上，转头看向轨道深处，白衬衫的衣角被风吹得飘起来，和梦里的画面重叠在一起。
“你看，”她指着轨道尽头，“那里是不是黑漆漆的？”
“地铁隧道都这样。”我强装镇定，可声音在抖。
就在这时，广播里响起报站声，下一班列车即将进站。风从隧道里灌出来，带着熟悉的铁锈味，吹得我的头发乱飘。苏晴抬起手腕看了看表，银色的表盘反射着光，晃得我眼睛生疼。
就是这个瞬间。
我猛地想起梦里的女人是怎么笑的，想起她头发的长度，想起她说话时嘴角的弧度——和苏晴现在的样子，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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