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一点，省老干部休养所三号楼的书房里，灯火通明。
金老独自坐在宽大的书桌后，面前摊开着几张泛黄的旧照片。
有他年轻时穿军装与战友的合影，有他担任地方领导时视察工地的照片，还有几张与更高层级领导的合影——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
他颤抖着手，从抽屉深处取出一个紫檀木盒子，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二十几枚奖章和证书：战斗英雄、先进工作者……每一枚都代表着他为这个国家流过的血汗。
可现在，这些荣耀，救不了他的儿子。
白天李毅飞那番话还在耳边回响：“那两名牺牲的特警，他们也是别人的儿子……他们的父母，不会说自己的孩子‘还只是个孩子’。”
字字如刀，扎在心窝。
金老闭上眼，老泪纵横。
他一生要强，从没低过头。
战场上子弹从耳边飞过没怕过，主政一方时面对再大压力没退缩过。
可老了老了，为了儿子，他写信求情，他低声下气，换来的却是冰冷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凭什么？
他为这个国家奉献了一辈子，临老就这么一个儿子。
就算犯了错，就不能给条活路吗？
那些死掉的警察，组织上给抚恤金，给荣誉，他们的家人后半生有着落。
可他儿子要是判了死刑，他这把老骨头怎么办？
金家就绝后了啊！
一个危险的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心里：既然正道走不通，那就只能走歪路了。
他擦干眼泪，眼神渐渐变得很辣而决绝。
打开书桌另一侧的暗格，取出一个老式笔记本。
翻开，里面记着一串串电话号码和人名——都是他这些年积累下来的人脉资源。
有些人还在位，有些人退了，但都欠着他的人情。
他拿起桌上的红色座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响了七八声才接通，一个带着睡意的声音：“喂？哪位？”
“老赵，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四秒，声音清醒了许多：“金老？这么晚了……”
“老赵，我儿子的事，你听说了吧？”
“……听说了些。金老，这事现在闹得很大，上面都惊动了，我恐怕……”
“我不为难你。”金老打断他，“我只求你一件事：帮我查查，专案组现在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主要方向是什么。
这个不难吧？”
电话那头再次沉默，这次更久。
“金老，这……这违反纪律啊。”
“纪律？”金老的声音陡然提高，“老赵，当年你在基层被人陷害，是谁连夜坐车三百公里去市里给你作证？
你老婆生病要动手术，省城医院排不上号，是谁帮你找的专家？
你现在跟我说纪律？”
“金老，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这一个儿子！”金老声音哽咽，“老赵，你就当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
我不要你做什么违法的事，只要一点消息，让我心里有个底。
这个忙，你帮不帮？”
长久的沉默后，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叹息：“……我试试看。但金老，我只能看到什么说什么，而且就这一次。”
“好，好，谢谢你，老赵。”
挂断电话，金老喘着粗气，心脏怦怦直跳。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严重违反原则，甚至是违法的事。
但为了儿子，他顾不得了。
这一夜，金老又打了三个电话。
一个是给曾经的老部下，现在在某重要部门担任副职；
一个是给当年党校的同窗，如今在纪检监察系统；
还有一个是给一位已经退休多年、但门生故旧遍布政法系统的老领导。
通话内容大同小异：打感情牌，诉苦，求一点“消息”或“关照”。
有人委婉拒绝，有人答应“了解一下情况”，也有人暗示“现在风声太紧，要等机会”。
凌晨三点，金老瘫在椅子上，精疲力尽。
四个电话，只有一个明确答应帮忙，两个态度含糊，一个直接拒绝。
但这还不够。
他想起儿子律师团的话：如果能取得受害干警家属的谅解，在量刑上可能争取从轻。
对，谅解书！
金老眼中重新燃起希望。
他记得那两名牺牲特警的家庭情况：一个叫刘志刚，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一个叫王浩，父母在农村。
钱，他有。
这些年儿子给他的，他自己攒的，加起来几百万总是有的。
如果给这两家人一笔钱，足够他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钱，再亲自登门赔罪，磕头认错，他们会不会心软？
会不会出具谅解书？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疯狂生长。
第二天一早，金老就让照顾他的生活秘书去打听两家人的住址和联系方式。
秘书面露难色：“金老，这……不太合适吧？
而且现在案子还在侦办期间，受害人家属都被保护起来了，恐怕联系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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