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万骁的笔在纸上飞快地划着关联图。他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舆情事件，而是一张正在蔓延的、躁动不安的社会心态图谱。教育的议题，在这里成了一个巨大的宣泄口和共鸣器，承载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积累的诸多复杂情绪。
光有宏观判断还不够。他需要更坚实的微观证据。
他拿起保密电话，接通了局里负责数据建模的清华博士曾德林。“曾博，我是林万骁。麻烦你帮我跑一组数据，要快，保密权限从我这里走。”他下达了几个非常规的指令：交叉分析近期教育热点讨论中最活跃的网民IP地域分布，与其所在地历年高考录取率、人均教育财政支出的相关性；追踪几个关键议题中，非教育领域大V的介入程度和话题转向规律；甚至，他让曾博士调取了部分热点事件中，被标记为“负面情绪”的言论，进行更精细的语义分析，区分其中“建设性批评”与“纯粹宣泄”的比例。
数据结果在第二天中午前陆续反馈回来。一些发现印证了他的判断，比如，对“规则公平”质疑声量最高的地区，往往并非教育资源最匮乏的地区，而是中等偏上、竞争尤为激烈的地区，这反映了“不患寡而患不公”的心态。另一些发现则提供了新视角，比如，非教育领域大V的介入，确实显着扩大了议题的影响范围，并将教育问题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如法治、反腐、贫富差距）进行了“链接”，放大了共鸣效应。
他还做了一件看似多余的事。他让奚远山找来了近半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关于教育改革的评论员文章和深度报道，仔细研读其中的基调、侧重点和话语体系。他发现，官方叙事更强调“发展中的问题”、“改革决心”和“长远成效”，而网络舆论则更聚焦“当下困境”、“个体感受”和“即时正义”。这种话语体系的差异，本身也构成了理解舆情的另一个维度。
第三天上午，林万骁带着一份不足三千字的分析报告，再次走进张小峰的办公室。报告没有摘要，没有套话，开门见山，直指核心。
他将自己的判断概括为三点：
“一、当前教育舆情非单一领域问题，实为社会深层、‘教育化’投射。公众借教育议题，集中表达对系统性公平、阶层流动性与程序正义的普遍担忧。此为‘水面之下’的主脉。”
“二、舆情能量呈‘交叉感染’与‘链式反应’特征。单一事件易被迅速关联至历史积怨与更广泛社会矛盾，形成情绪共振，突破教育议题边界，考验整体治理效能。部分势力有意利用此特点进行话题绑架与意识形态渗透。”
“三、官方叙事与民间话语体系存在‘温差’。若仅满足于政策宣导与成就展示，未能有效回应对程序公平和个体正义的微观关切，则疏导效果有限，甚至可能加剧隔阂。”
在每一点之下，他用极其凝练的语言，附上了关键的数据支撑和典型案例关联分析。
张小峰接过报告，看得非常仔细，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办公室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细微声响。
足足过了十分钟，他才放下报告，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眉心。然后，他抬眼看向林万骁，目光里审视的意味多于赞赏。
“‘社会焦虑的教育化投射’……‘程序正义的渴求’……‘话语体系温差’……”张小峰缓缓重复着报告里的关键词，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了两下，“看来，家怀部长当年力排众议，把你从北江要过来，是看准了你能沉下去想问题。”
这话实则肯定了林万骁的眼光。
张小峰身体前倾，声音压低了些，更显凝重：“你判断的这股‘社会焦虑’，其根源和走向，你怎么看？有没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被引向破坏性方向？”
这才是考验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不仅要诊断，还要预估风险。
林万骁没有丝毫犹豫，基于前世的记忆和今生的研判，清晰应答：“根源在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阶段性矛盾，以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更高层次的期待。其走向，关键在于疏导。一方面，需在深化改革中，于诸如教育、医疗、住房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坚，以实实在在的、可感知的公平正义积累信任，压缩负面情绪空间。另一方面，在舆论引导上，需更加注重微观层面的情感回应和程序透明的细节展示，弥合‘温差’。只要主渠道畅通，微循环改善，个别势力掀不起大浪，这股能量总体上仍在可控范围内，甚至可转化为推动改革的建设性力量。”
他没有回避风险，但更强调了主动作为的可能性。语气冷静克制，却透着基于深刻分析的杀伐果断。
张小峰听完，久久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林万骁，目光深邃。半晌，他脸上露出一丝极淡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笑意，重新戴上了老花镜。
“报告放我这儿。”他拿起另一份文件，语气恢复了平常，“下去吧。工作，按你的思路继续推进。”
“是，部长。”林万骁起身，平静地离开了办公室。
门在身后关上。张小峰再次拿起那份简短却沉重的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目光落在那些力透纸背的结论上，低声自语了一句，声音轻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后生可畏。夏副总找了个好女婿，也给部里……送了把好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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