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女士，您说的‘很多报告’，有具体来源吗？有核实过吗？”林万骁反问，“我可以告诉您一些真实的数据：过去三年，西明市投入2.3亿元改善边境村寨基础设施，新建和改建少数民族学校17所，培训少数民族干部430人。我们还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基金，支持傈僳族、傣族、彝族等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他从秦致远手中接过一份资料：“这是西明市少数民族发展报告，中英文对照，有详细的数据和案例。如果您真的关心少数民族权益，我建议您看看这份报告，而不是相信那些未经核实的所谓‘证词’。”
珍妮弗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场面有些尴尬。
这时，一个男声插了进来：“林书记，我是‘边境自由联盟’的马克。即使你们在民生方面有投入，但严格的边境管控难道不是限制了人民的自由吗？人应该有权自由选择在哪里生活、工作。”
马克是个三十多岁的白人男子，说话时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林万骁转向他：“马克先生，您说的自由，是绝对自由吗？那么请问，如果一个国家的罪犯可以自由越境逃避法律制裁，如果一个国家的毒品可以自由流入毒害人民，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贩子可以自由跨境作案，这样的‘自由’，是您所推崇的吗？”
马克一时语塞。
“边境管控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林万骁继续说，“美国有边境墙，欧洲有边境警察，澳大利亚有离岸拘留中心。中国加强边境管控，是为了打击犯罪、维护安全、保护人民。这与尊重人权并不矛盾，恰恰是保障大多数人的人权。”
他看向围观的代表们：“各位，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当一个跨境犯罪团伙绑架了上千人，强迫他们从事电信诈骗，每天工作18个小时，动辄殴打虐待，打击这样的犯罪团伙，解救这些受害人，是侵犯人权，还是保护人权？”
没有人回答，但很多人在点头。
“清源行动中，我们解救了1951名受害人。”林万骁的声音在餐厅里清晰可闻，“他们中有中国公民，也有外国公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当我们把他们从魔窟中救出来时，他们流着泪说‘谢谢’。如果这也算‘侵犯人权’，那请问，什么才是保护人权？”
珍妮弗和马克面面相觑，一时说不出话来。
“当然，我们欢迎善意的监督和建议。”林万骁话锋一转，“如果各位组织真的关心中国边境地区的发展，关心少数民族的权益，我们愿意建立正常的沟通渠道。我们可以邀请各位到西明实地考察，看看真实的边境村寨，听听老百姓的真实声音。而不是通过几张裁剪过的照片、几份未经核实的‘证词’，就妄下结论。”
说完，他礼貌地点头致意，带着秦致远离开了餐厅。
走出餐厅，秦致远长舒一口气：“书记，您刚才太厉害了！句句在理，把他们说得哑口无言。”
林万骁却没有放松：“这只是开始。下午的圆桌对话，他们肯定还会发难。你马上做三件事：第一，联系芒卡村村支书，让他做好准备，可能需要视频连线；第二，把清源行动的法律文件、执法记录整理出来，特别是解救人员的名单和证词；第三，查一下‘亚洲人权观察’和‘边境自由联盟’的背景，看看他们最近和哪些机构有联系。”
“是！”
下午两点，圆桌对话开始。会场里坐满了人，还有不少记者。林万骁的位置在圆桌右侧，对面正好是珍妮弗和马克。
主持人开场后，几位代表先后发言。轮到林万骁时，他再次简要介绍了西明的实践，但这次特别强调了法治原则。
“在边境治理中，我们始终坚持依法办事。每一个行动都有法律依据，每一个决定都经过法律审查，每一个环节都接受法律监督。因为我们相信，法治是最大的公约数，是国际合作的基础。”
发言结束，进入自由讨论环节。第一个举手的果然是马克。
“林书记，您提到法治。但据我们了解，中国的法律在边境地区执行时往往‘过于严格’，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问题很刁钻，直接把“严格执法”与“民族歧视”联系起来。
林万骁不慌不忙：“马克先生，中国的法律是全国统一的，在边境地区和在内地执行的标准是一样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严格执法不是针对某个群体，而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但少数民族确实在边境管控中受到更多限制。”珍妮弗接过话头，“比如，他们需要更多的证件才能跨境，他们的村寨受到更频繁的检查…”
“您说的这些‘限制’，同样适用于所有边境居民，不分民族。”林万骁平静地回应，“至于检查，那是基于风险导向，犯罪活动高发的区域，检查自然会多一些。这与民族无关，与安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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