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的煤炉快灭了，呛人的煤烟裹着纸张的霉味在屋里打转。李建国把搪瓷缸重重墩在桌上，茶渣溅出来，在“1983年先进集体”的奖状上晕开一小片褐色。
“跑了！又让张彪那孙子跑了！”他扯着领口，声音里满是憋闷。昨天码头抓捕的硝烟味还沾在警服上，可最该落网的“虎哥”张彪，却像提前长了眼睛，在刑警队包围食堂的前五分钟，坐着小划子从河汊溜了。
林砚刚从码头回来，棉鞋上还沾着泥点。他没急着坐下，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烟盒纸——这是他潜伏时记团伙交易的那张，边缘已经被手指磨得起毛。“李队，不是张彪跑得快，是有人给通风报信了。”
这话像颗石子砸进滚油里。办公室里瞬间静下来，正在整理笔录的赵伟手一顿，笔尖在纸上戳出个洞：“林砚，你这话可不能乱说！队里都是老同事，谁会干这种事？”
“是不是乱说，看线索就知道。”林砚走到桌边，把烟盒纸摊开，上面用铅笔头画着歪歪扭扭的路线图，“昨天行动前，我跟您定的是‘晚八点半，见红灯笼就冲’，这个暗号只有队里人知道。可我们到食堂时，张彪的人已经在收拾东西了——他怎么知道我们会来？”
李建国的眉头拧成疙瘩。他捏着烟，指节泛白：“可能是码头的人走漏了风声，毕竟当时围观的搬运工不少。”
“不可能。”林砚摇了摇头，眼神很笃定，“我提前跟王大叔打过招呼，让他稳住其他人，而且我们穿的是便衣，到了码头才换的警服。张彪在市区没固定住处，除了他情妇家，没人知道他的落脚点——除非，有人把行动时间和地点透给了他。”
这话让办公室的气氛更僵了。赵伟放下笔，语气带着点嘲讽：“林砚，你才来多久？李队带的人都是过过命的兄弟，老吴跟了李队十年，上次抓毒贩还替他挡过刀，你怀疑谁也不能怀疑自己人啊！”
林砚没跟赵伟争辩，转头看向李建国：“李队，我知道这话难听。但张彪团伙盘踞码头两年，之前几次摸排都没动静，偏偏这次我刚摸到油库的赃款，他就跑了——这太巧了。要想彻底端了这个团伙，必须先把内鬼找出来。”
李建国沉默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搪瓷缸的边缘。他不是没怀疑过，可“内鬼”这两个字，像根刺扎在心上。老吴是他从派出所带出来的，当年在乡下抓逃犯，两人挤在草垛里冻了一夜，老吴把唯一的棉袄让给了他。这种过命的交情，怎么会通敌？
“林砚，没有证据的事，不能瞎猜。”李建国的声音低了些，“队里的人，我信得过。”
“证据可以找。”林砚走到文件柜前，拉开最下层的抽屉——里面放着警员的“外出登记本”，蓝色封皮已经磨破了。他翻到昨天的记录，指尖停在一行字上：“李队，您看，昨天下午四点到六点，老吴登记的是‘去城郊走访证人，核实张彪伤人案’。可我昨天跟城郊派出所的同志联系过，他们说老吴根本没去，证人当天一直在派出所等，直到天黑都没见着人。”
李建国凑过去，目光落在“吴志强”三个字上。登记本上的字迹是老吴的，一笔一划很工整，可后面的“证人签字”栏，却是空的。按规矩，走访证人必须让对方签字确认，老吴不可能不知道。
“也许是老吴忘了……”李建国的声音有些底气不足。
“还有这个。”一直没说话的苏晓突然开口。她从勘查包里拿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枚劣质金属手链——链身是黄铜的，上面焊着个歪歪扭扭的“虎”字。“这是上次在码头勘查时，从被打伤的搬运工身边捡到的。当时我没在意，直到昨天看到老吴手腕上，也戴着一模一样的。”
办公室里彻底静了。赵伟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没发出声音。那手链是“虎哥”团伙的标志，只有核心成员和他们的“关系户”才会戴，队里的人谁都知道。
李建国拿起塑料袋，手指微微发抖。手链上的铜锈蹭在指尖，有点扎人。他想起昨天行动前，老吴还凑过来跟他说：“李队，这次肯定能抓住张彪，我跟您一起上。”当时他还觉得老吴够义气，现在想来，那些话里藏着多少猫腻？
“李队，”林砚的声音缓了些，“我知道您难受。但咱们当警察的，不能因为人情就放过错漏。要查老吴，很简单——查他昨天的电话记录。”
80年代没有手机，队里只有两部固定电话，一部在办公室，一部在李建国的宿舍。家属院的电话归邮电局管，要查通话记录，得去邮电局调单子。
李建国掐灭烟，把搪瓷缸里的凉茶一饮而尽。他抹了把嘴，眼神终于变得坚定：“走，去邮电局。林砚，你跟我去；苏晓，你留在队里，盯着老吴，别让他起疑心。”
三人兵分两路。林砚跟着李建国走出警局，外面刮着冷风，卷着地上的碎煤渣。李建国走得很快，军绿色的大衣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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