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的窗玻璃蒙着层薄灰，午后的阳光透进来，把空气中的浮尘照得清清楚楚。林砚把一叠泛黄的“去向登记本”摊在桌上，指尖划过10月17日那行记录——老吴写的“城郊走访证人张桂兰”，字迹比平时潦草了不少，连末尾的签名都缺了个顿笔。
“李队，这已经是第三次核对了。”林砚抬头看向坐在对面的李建国，对方正闷头抽着“红双喜”，烟蒂在搪瓷缸里堆了小半缸，“张桂兰家我昨天去过，她儿子说，17号那天根本没人上门，老太太早上就去菜市场摆摊了。”
李建国捏着烟的手指顿了顿，喉结动了动，没说话。老吴是他带出来的徒弟，从1975年进警局就跟着他，当年抓流窜犯时，老吴还替他挡过一棍子，胳膊上留了道终身消不掉的疤。现在林砚说老吴可能是内鬼，他心里像堵了块石头，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小林，会不会是误会？”李建国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老吴那人就是粗线条，说不定记错了日子，或者张桂兰老太太年纪大了，忘了见过他？”
“不可能。”林砚把一张手绘的时间表推过去，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关键时间点，“17号上午9点，我们确定‘虎哥’要去油库转移赃款，特意在队里说要‘下午行动’；10点15分，老吴说要去走访证人，离开警局；11点半，‘虎哥’的情妇突然给油库打了电话，不到半小时，‘虎哥’就带着人跑了——时间太巧了。”
李建国盯着时间表，眉头拧成了疙瘩。他知道林砚说得有道理，可十几年的兄弟情分，让他没法轻易相信老吴会背叛。办公室里静得只剩下挂钟的滴答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把烟摁灭在搪瓷缸里，站起身：“走，去邮电局。”
林砚眼里闪过一丝光亮——他知道，李建国这是松口了。
1985年的南州市邮电局在市中心，是栋三层的红砖楼，门口挂着“人民邮电”的绿色木牌。两人骑着自行车过去，车把上挂着市局开的介绍信，进门时，值班的王科长正戴着老花镜翻台账，见他们进来，连忙放下手里的算盘：“李队、林同志，你们可是稀客啊。”
“王科长，麻烦你查个东西。”李建国把介绍信递过去，语气有些沉重，“老吴，就是我们队的吴志强，他家的固定电话，10月17号那天的通话记录，我们想看看。”
王科长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诧异，但没多问，转身从文件柜里抱出一摞厚厚的牛皮纸台账。那台账有砖头那么厚，每页都印着密密麻麻的格子，上面用蓝色圆珠笔记录着电话号码、通话时间和通话时长，字迹工整得像打印的。
“老吴家的号码是3452-781对吧？”王科长翻到10月17日那一页，手指顺着号码往下滑，突然停住了，“找到了！10点42分，往3452-916打了个电话，时长1分20秒。”
林砚的心猛地一沉——3452-916这个号码，他在之前抄录的“虎哥”团伙关联电话里见过，是“虎哥”情妇刘梅家的座机！
“王科长，能确定是这个时间吗？”林砚凑过去，盯着那行记录，生怕看错了。
“错不了。”王科长拍了拍台账，“我们这都是接线员实时登记的，每通电话都得签字确认，要是记错了，月底对账都过不了关。”
李建国站在旁边，脸色一点点变白。他凑过去看了眼台账，那行记录的字迹清晰，时间、号码、时长都写得明明白白，由不得他不信。他想起17号下午，老吴回来后，还假模假样地跟他说“张桂兰没提供啥有用信息”，当时他没在意，现在想来，那根本就是在演戏。
“谢了，王科长。”李建国把台账还给对方，声音有些发飘，转身往外走。林砚跟在他后面，能看到他的肩膀微微颤抖——那是愤怒，也是失望。
出了邮电局，两人骑着自行车往警局走。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有推着二八自行车卖冰棍的，有背着布包去上班的，可李建国和林砚都没心思看。快到警局门口时，李建国突然停下车，转头对林砚说：“去老吴办公室看看。”
老吴的办公桌在办公室最里面，靠着墙。李建国走过去，拉开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案卷、笔记本，还有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盒子——里面是当年他给老吴的“优秀刑警”奖章。李建国拿起奖章，指尖摩挲着上面的字迹，眼眶有些发红。
“李队，你看这个。”林砚突然指着桌角的一个笔记本，上面记着最近的走访记录，唯独10月17号那页是空白的，只在页脚画了个小小的“√”。
“这个‘√’，是老吴跟‘虎哥’团伙约定的暗号。”林砚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一样砸在李建国心上，“之前我在码头潜伏时，见过他们用这个暗号表示‘消息已送到，安全’。”
李建国手里的奖章“当啷”一声掉在桌上，他猛地转过身，盯着林砚：“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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