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里，煤炉的火苗舔着铁皮烟囱，把空气烘得又干又暖，却驱不散弥漫在两人之间的凝重。李建国手指摩挲着桌上的“警员去向登记本”，泛黄的纸页被他翻得卷了边，最后停在“吴志强”那一行——“12月5日，城郊走访证人，经手人：李建国”。
“林砚，你再说说，老吴怎么就成内鬼了？”李建国的声音透着疲惫，指节因为用力捏着钢笔而发白，“他跟我十年了，82年抓持枪歹徒时，他替我挡过一刀，胳膊上现在还留着疤。虎哥那案子，他比谁都上心，怎么可能通风报信？”
林砚站在桌对面，手里攥着几张复印件，是前几天从码头派出所调的报案记录——每次刑警队要去查虎哥的仓库，总会提前有人给团伙报信，要么赃款被转移，要么嫌犯提前跑路。上次林砚身份暴露，若不是李建国来得快，他差点被刀疤等人砍伤，而那天，正是老吴主动提出“去城郊核实证人证词”，脱离了队伍。
“李队，我不是怀疑老吴的人品，是证据指向他。”林砚把复印件摊开，指着其中一页，“12月5号，我们计划突袭码头东侧的油库，早上刚在队里碰完头，老吴就说要去城郊找证人。可我昨天去城郊派出所核实，那证人半个月前就回乡下老家了，老吴根本没见过他——他那天到底去哪了？”
“他可能……可能是找错地方了！”李建国提高了音量，又很快压低，像是怕被外面的人听见，“老吴那人认死理，说不定绕去别的地方找了。你不能凭这点就断定他是内鬼，万一有误会呢？”
林砚没反驳，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烟盒，里面装着他从码头带回来的东西——一枚劣质金属手链。链身是发黑的黄铜，吊坠是个歪歪扭扭的“虎”字，正是之前勘查码头时，他在多个团伙成员手腕上见过的样式。
“这是苏法医昨天给我的。”林砚把手链放在桌上，“她给老吴做笔录时，发现他左手腕上戴着这个，问起时，老吴说是地摊上十块钱买的。可您看，这手链的焊点和虎哥小弟戴的一模一样，地摊上根本买不到——这总不是误会吧？”
李建国的目光落在手链上，瞳孔微微收缩。他想起前几天开会时，老吴确实戴过这么个东西，当时他还打趣“老吴你怎么戴这么俗气的玩意儿”，老吴只含糊地笑了笑，没多说。现在想来，那笑容里藏着猫腻。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苏晓端着两个搪瓷缸走进来，缸里的菊花茶冒着热气。她把杯子放在两人面前，看了眼桌上的手链和登记本，轻声说：“李队，林砚，我刚才去档案室查了老吴近三个月的笔录，发现每次涉及虎哥团伙的案子，他记录的‘证人联系方式’都有问题——要么是空号，要么是已经拆迁的地址。”
李建国端起搪瓷缸，指尖碰到滚烫的缸壁，他却没察觉，只是盯着杯底沉浮的菊花，半天没说话。烟卷在他指间燃到了尽头，烫了手指，他才猛地回神，把烟蒂摁在煤炉边的烟灰缸里，火星溅起又很快熄灭。
“行，就算老吴有问题，你怎么证明他给虎哥报信了？”李建国抬起头，眼底带着一丝恳求，像是希望林砚能拿出反驳的证据，“队里没监控，办公室电话就一部，还在门口，谁都能接。他要是想报信，有的是机会，可我们没抓着现行啊。”
“有一个地方能查。”林砚突然开口，眼睛亮了亮，“80年代没有手机，但固定电话的通话记录会存在邮电局的档案里。老吴家里有部固定电话，是去年市局给老刑警配的，我们只要去邮电局，调出他家12月5号那天的通话记录，看看有没有打到虎哥情妇家的电话——之前我们查过，虎哥常用他情妇的电话联系手下。”
李建国愣了愣，随即拍了下桌子：“对！邮电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他猛地站起身，抓起搭在椅背上的警服外套，“走，现在就去！要是查出来老吴没问题，我给你赔不是；要是真有问题……”他话没说完，喉结动了动，语气沉了下去，“我亲自带他回队里接受调查。”
两人骑着自行车，穿过南州市的老街。12月的风裹着寒意，刮在脸上生疼，路边的电线杆上贴着“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标语，被风吹得哗啦作响。邮电局在市中心，红砖楼的大门上挂着“南州市邮电局”的木牌，门口值班的老周科长是李建国的老熟人，听说要查警员的电话记录，起初有些犹豫。
“李队，这不符合规矩啊，私人通话记录不能随便查。”老周搓着手，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要是被人举报，我这饭碗都保不住。”
“老周，这是查虎哥团伙的内鬼，关系到能不能把这群恶霸一网打尽。”李建国把证件递过去，语气恳切，“你想想，码头多少搬运工被他们欺负，有家不敢回。要是这次再让他们跑了，下次不知道还要害多少人。出了事，我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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