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局刑侦队办公室的日光灯管，已经闪烁了好几天。林砚盯着桌上摊开的“虎哥”团伙成员名单，指尖在“老吴”的名字上反复摩挲，旁边李建国的搪瓷缸子早就空了，烟蒂在烟灰缸里堆成了小山。
“林砚，不是我护着老吴，”李建国终于打破沉默，声音带着难掩的疲惫，“他跟着我从派出所调到市局，整整十年，当年抓持枪歹徒的时候，他还替我挡过一棍。就凭‘去向登记对不上’，你让我信他是内鬼？”
林砚没急着反驳，从抽屉里拿出两张纸——一张是老吴案发当天的“走访记录”，写着“上午9点至11点，走访城郊证人张某某”；另一张是街道办提供的证明，清楚写着“张某某于案发前三天，已去上海投奔儿子，家中无人”。
“李队，我不是凭空怀疑。”林砚把纸推到李建国面前，“老吴说去走访证人，可证人根本不在家。更巧的是，虎哥当天本来要去油库转移赃款，却突然改了行程，这时间点太重合了。”
李建国拿起纸，手指微微发颤。他盯着“张某某”的名字看了半天，最终重重叹了口气：“行，你说要查什么，我配合。但这事得瞒着队里其他人，别打草惊蛇。”
第二天一早，林砚和李建国揣着市局开的介绍信，直奔南州市邮电局。1985年的邮电局还是红砖外墙，大厅里排队寄信的人排到了门口，查电话记录的窗口在最里面，柜台比人还高，工作人员是个戴老花镜的大街，手里攥着红色的登记本。
“同志，我们要查刑警队老吴家的固定电话记录，10月15号那天的。”林砚把介绍信递进去，特意强调了“10月15号”——那正是虎哥逃脱的日子。
大姐接过介绍信，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又抬头打量两人半天：“查私人电话记录？这不行，我们有规定，除非是抓反革命分子，不然不能随便查老百姓的通话。”
“大姐，这不是普通的私人电话，”李建国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涉及到重大团伙犯罪，要是耽误了破案，后果很严重。”
大姐皱着眉，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黑色台账，指尖在纸页上滑了半天：“10月15号的记录在第二十三本，不过当天下午线路检修，有部分通话没登记全。你们要查的号码是多少？”
林砚报出老吴家的电话号码，大姐顺着页码翻了一会儿，突然停住：“有了！10月15号上午10点23分，往‘东风街28号’打过一通电话，时长1分20秒。”
“东风街28号？”林砚心里一紧，他记得之前排查虎哥的关系网时，东风街28号正是虎哥情妇刘梅的住处！他赶紧追问：“大姐，还有别的通话吗？比如下午的？”
大姐又翻了几页，摇摇头：“下午2点到4点线路检修，之后没再查到这个号码的通话记录。要查更详细的，得等明天，我把原始的接线记录调出来。”
从邮电局出来，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李建国闷头走了半天，突然开口：“1分20秒，够说一句‘警察要去油库，赶紧跑’了。”他的声音里没了之前的护短，只剩下沉重。
两人回到队里时，正好碰到老吴从外面进来。他手里拎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两袋苹果，看到林砚和李建国，脸上立刻堆起笑：“李队，林副队，刚从家里带的苹果，新鲜着呢，你们尝尝。”
林砚注意到，老吴的眼神有些闪躲，右手下意识地攥紧了网兜，指节都泛了白。他笑着接过苹果，故意提起：“老吴，昨天跟你说的油库，我们打算明天一早就去搜查，你对那边熟，到时候跟我们一起去？”
老吴的笑容瞬间僵住，苹果从手里滑了一下，滚到了地上。他赶紧弯腰去捡，声音有些发颤：“明天啊？我……我明天家里有点事，我爱人要去医院产检，要不我跟别人换个班？”
“产检？”李建国突然开口，目光锐利地盯着老吴，“上周队里统计家属情况，你不是说你爱人刚坐完月子吗？怎么又要产检？”
老吴脸色“唰”地白了，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我……我记错了，是我妈不舒服，要去医院拿药。对，是我妈。”他一边说，一边往后退，想往办公室外面走。
林砚没给他机会，上前一步挡住他：“老吴，我们刚从邮电局回来，查到10月15号上午，你给刘梅打过电话。刘梅是虎哥的情妇，这事你怎么解释？”
“我没有！”老吴猛地提高声音，双手挥舞着，“你们别血口喷人！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刘梅！”他想推开林砚逃跑，却被李建国一把抓住胳膊。
“老吴，你别装了。”李建国的声音冷得像冰，“当年你替我挡棍，我记着你的情。可你帮虎哥通风报信，害我们差点抓不到人，你对得起身上的警服吗？”
老吴被抓着胳膊，挣扎了几下，见挣脱不开，突然瘫软下来。他靠在墙上，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颤抖：“我不是故意的……虎哥抓了我儿子，他说要是我不帮他，就把我儿子扔到江里……我没办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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