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的白炽灯，在腊月廿五的夜里泛着昏黄的光。林砚将一沓烟盒纸摊在桌面上，铅笔头在指间转了两圈，又俯身在黑板上画了道竖线——左边写着“虎哥团伙核心成员”，右边对应上“腊月廿八食堂聚会”的分工，粉笔灰落在他深蓝色的警服肩上，混着桌上的烟蒂灰，成了这几天最常见的痕迹。
“老吴招了，虎哥定在廿八晚上七点，在码头食堂开‘年会’，说是要给兄弟们‘分红包’，其实是想趁工人放假前，把这半年的赃款分了跑路。”李建国把搪瓷缸往桌上一墩，缸底的茶渍晕开一圈褐色，“参会的除了他，还有‘刀疤’、‘瘦猴’这些头目，一共十二个人，一个都跑不了。”
林砚点点头，指尖点在黑板上“食堂”两个字：“问题在这儿。码头食堂我去过，前后两个门，后门直通河边，厨房还有个地窖，要是有人提前通风报信，他们从哪条路跑都有可能。而且虎哥手里有家伙，老吴说他腰上常别着把弹簧刀，之前还跟人炫耀‘能捅穿厚棉袄’。”
苏晓抱着一摞笔录走进来，耳尖冻得发红，她把笔录放在林砚手边：“老吴的供词我整理好了，他说虎哥这几天一直在跟情妇联系，好像在打听去邻省的偷渡船。还有，仓库里剩下的赃款，虎哥打算聚会当天下午转移。”
“转移赃款？”李建国皱起眉，手指在桌面上敲得笃笃响，“那咱们得提前动手，可现在最大的麻烦是——跟武警的协作申请还没批下来。”
这话像块石头扔进水里，办公室里瞬间静了。1985年的南州，公安与武警联合行动得层层上报，从市局到军分区，至少要三个部门签字。林砚和李建国昨天跑了一上午市局，分管副局长的办公室门都没敲开，说是“年底事多，等过完年再说”；今天去军分区找作战科，科长又说“没有明确的武器情报，不能随便调动兵力”。
“再过三天就是廿八了，等过完年，虎哥早跑没影了！”赵伟忍不住插了句嘴，他手里攥着刚擦好的手铐，金属链晃得人眼晕，“要不咱们自己上？队里还有三把枪，再找些木棍，肯定能拿下他们！”
“不行。”林砚立刻摇头，拿起桌上的食堂草图——那是他之前潜入时凭记忆画的，“食堂里人多眼杂，万一混战起来，伤到围观的工人怎么办？而且虎哥他们都是亡命徒，真动起手来，咱们队员的安全没法保证。”
李建国闷头抽了口烟，烟屁股在烟灰缸里摁了半天：“我再去跑一趟市局，找老陈说说情——他跟我是老战友，说不定能通融。林砚，你这边再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食堂的地形摸得更清楚点，特别是那个地窖，老吴说里面能藏人，咱们得有应对的法子。”
林砚应下来，看着李建国抓起军绿色的挎包出门，冷风从敞开的门缝里灌进来，吹得黑板上的粉笔字微微发颤。他拿起食堂草图，越看越觉得心里没底——记忆里的路线总有些模糊，比如厨房到地窖的台阶有多少级，后门到河边的距离有多远，这些细节要是弄错了，行动时很可能出岔子。
“我去趟码头。”林砚抓起外套，对苏晓说，“王大叔在码头干了二十年，肯定熟悉食堂的地形，说不定能帮上忙。”
苏晓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个热水袋递给他：“外面冷，揣着暖点。对了，老吴说虎哥可能会带更多人，你注意安全，有事随时往队里打电话。”
林砚接过热水袋，指尖触到温热的布料，心里也暖了几分。他骑着自行车往码头赶，街上的路灯稀稀拉拉，偶尔有卖糖葫芦的小贩推着车经过，冰糖壳子在灯光下闪着光，年味越来越浓，可他心里却沉甸甸的——要是抓不到虎哥，这些年味对码头的工人来说，恐怕又要掺着恐惧。
到了码头，林砚直奔王大叔住的简易棚屋。棚屋是用木板和油布搭的，里面只摆着一张床和一个煤炉，王大叔正坐在床边补袜子，看到林砚进来，赶紧把他往炉边让：“林警官，这么晚了怎么还过来？是不是有虎哥的消息了？”
“大叔，我们打算廿八晚上行动，可食堂的地形我记不太清，想请您帮忙画画。”林砚把草图铺在床板上，拿出铅笔，“比如厨房的地窖在哪，后门出去有什么标志物，您都跟我说说。”
王大叔眼睛一亮，放下针线，接过铅笔就画了起来。他的手很粗糙，指关节上满是老茧，画起图来却格外仔细：“食堂的前门对着搬运队的工棚，后门出去有棵老槐树，树下有个石墩子，从石墩子往左走二十步，就是河边的渡口——虎哥以前常从那儿坐船走。”
他顿了顿，又在草图上画了个小方块：“厨房的地窖在东北角，有个木头盖子，上面堆着白菜，掀开盖子有十级台阶，里面能藏两三个人。对了，地窖里有个通风口，通到食堂后面的小巷子，要是有人从那儿跑，得提前派人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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