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邮电局的铁门在清晨的寒风里泛着冷光，林砚攥着市局开的介绍信，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身后的李建国把军大衣的领子又往上拉了拉，嘴里呵出的白气很快消散在空气里：“这鬼天气，查个记录还要跑三趟，早知道昨天就该把手续办齐。”
林砚没接话，推开邮电局的玻璃门走了进去。大厅里暖炉烧得正旺，弥漫着一股煤烟和油墨混合的味道。柜台后的女职员抬头瞥了他们一眼，继续低头整理桌上的纸质台账，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在安静的大厅里格外清晰。
“同志，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想查一下上个月二十五号，老吴——吴志强家的固定电话通话记录。”林砚把介绍信递过去，特意强调了“市公安局”几个字。他知道，1985年查私人通话记录格外麻烦，既要有正式手续，还得看工作人员的态度——毕竟这些记录都是手工登记的，要从厚厚的台账里翻找，是个费力气的活。
女职员接过介绍信，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又抬头打量了林砚和李建国一番，语气带着不情愿：“查通话记录啊？那可得等我们王主任回来签字。他去市局送报表了，估计得下午才能回来。”
“下午？”李建国往前凑了一步，声音不自觉提高，“我们昨天就来过一趟，说手续不全，今天手续齐了又要等主任？能不能通融一下？这关系到一个重要案子的进展。”
“通融不了。”女职员把介绍信推回来，头也不抬地翻着台账，“局里有规定，私人通话记录不能随便查，必须主任签字。你们要是急，就下午再来，或者明天——反正今天上午肯定查不了。”
林砚拉了拉李建国的胳膊，示意他冷静。他看了眼柜台后堆得像小山似的台账本，封面上标着不同的月份和片区，心里大概有了数——老吴家住在城西片区，上个月的通话记录应该在最下面那几摞里。女职员不是不能查，是嫌麻烦不想动。
“同志，”林砚放缓了语气，从口袋里掏出之前在码头买的水果糖，放在柜台上，“我们要查的这个记录，关系到码头‘虎哥’团伙的案子。你也知道，那伙人在码头欺负搬运工，还打伤过人，要是能早点查到线索，就能早点把他们抓起来，咱们南州的治安也能好点。”
女职员的动作顿了一下，眼神闪烁了一下。她偷偷瞥了眼柜台上的水果糖，又看了看林砚严肃的表情，沉默了几秒，终于叹了口气：“行吧，你们等会儿，我去后面找找。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找不到可别怪我——城西片区的台账最乱，上个月的记录可能还没整理好。”
林砚连忙道谢，拉着李建国在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李建国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烦躁：“这老吴也是，要是真没鬼，查个通话记录怕什么？偏偏昨天问他的时候，他还支支吾吾的，说什么‘记不清有没有给亲戚打电话’。”
“越是这样，越要查清楚。”林砚盯着女职员消失的后门，“虎哥那天能提前逃脱，肯定有人通风报信。老吴那天登记的去向是‘城郊走访证人’，但我们去问了那个证人，说根本没见过他。现在就看通话记录能不能找到破绽了。”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女职员抱着一摞厚厚的台账走了出来，额头上沁着细汗：“找到了，城西片区上个月的通话记录都在这儿了。你们自己翻吧，就在这查，不能带走。”
林砚和李建国立刻凑过去，把台账摊在旁边的桌子上。每页纸上都密密麻麻写着电话号码、通话时间和对方片区——因为当时没有来电显示，只能登记主叫号码和通话时长。两人一页页地翻，眼睛都快看花了，直到中午快下班的时候，李建国突然指着一行记录喊了出来：“找到了！你看！”
林砚凑过去一看，只见纸上写着：“12月25日，14:30，城西吴志强家——城南李家庄，通话时长1分20秒。”
“城南李家庄？”林砚皱起眉头，“虎哥的情妇就住在李家庄！”之前审抓获的团伙小喽啰时，对方交代过，虎哥平时很少回家，经常住在情妇家里。1分20秒的通话，不长不短，刚好够报信说“警察要来了”。
“真的是他？”李建国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手里的笔“啪”地掉在桌子上。老吴是他带了十年的徒弟，当年还是他把老吴从派出所调到刑警队的，怎么也不敢相信，老吴会是内鬼。
“现在还不能确定，只能说嫌疑很大。”林砚把这行记录抄在笔记本上，“通话记录只能证明他给虎哥情妇打过电话，但不能证明他是报信。我们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
从邮电局出来，两人沿着街边的小路往警局走。路边的包子铺冒着热气，几个穿着棉袄的孩子在雪地里追闹，可林砚和李建国都没心思看这些。走到一个拐角处，李建国突然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林砚，你说……老吴会不会是被胁迫的？他家里条件不好，老婆常年生病，会不会是虎哥拿他家人威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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