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队办公室的挂钟敲过十一点时，煤炉里的蜂窝煤只剩最后一块红芯，搪瓷杯里的茶水凉得结了层薄冰。林砚俯身趴在铺着旧报纸的桌面上，指尖捏着半截铅笔，在手绘的码头食堂平面图上反复标注——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这里，食堂后厨的地窖入口，王大叔说平时用木板盖着，上面堆着面粉袋。”李建国弯腰凑过来，粗糙的手指点在地图上“厨房”区域，指节因为用力泛白，“但虎哥那伙人狡猾，说不定会在周围设暗哨。”他说着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皱巴巴的“红双喜”，抽出一根递给林砚，自己也点了一根，烟雾在两人头顶绕成圈，模糊了墙上“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标语。
林砚接过烟夹在耳后，抬手把地图往中间推了推：“王大叔下午偷偷去食堂帮工，特意摸了地窖的位置，说入口旁边有个通风口，窄得只能容小孩钻进去，但足够我们观察里面的动静。”他用铅笔在“地窖”旁画了个小圆圈，“另外，食堂后门通着河边，之前查过，河边停着三艘小木船，虎哥很可能留着当逃生用的后路。”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一个裹着旧棉袄的身影探进来——是码头的老搬运工王大叔。他手里攥着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脸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面粉，进门就压低声音：“林同志，李队长，这是我今晚趁收拾厨房，偷偷画的后厨细节图，地窖的锁是新换的，比之前的大一圈，得带撬锁的家伙。”
林砚赶紧起身接过纸，展开一看，上面用圆珠笔细致地画着灶台、储物柜的位置，甚至标注了“靠近地窖的储物柜是空的，能藏人”。他心里一暖，握着王大叔的手说：“王叔，辛苦您了，等案子破了，一定让您好好过个年。”
王大叔摆摆手，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我不怕他们！去年老李被推下货轮，我就想着有朝一日能替他报仇。你们放心，明晚虎哥开‘年会’，我会以帮厨的名义留在食堂，有情况就用围裙擦三下窗户——你们之前说的信号，我记着呢。”说完又警惕地朝门外看了看，才裹紧棉袄悄悄离开，脚步声很快消失在漆黑的巷子里。
李建国看着门关上的方向，重重叹了口气：“这老伙计，冒着这么大风险，要是出点事，我没法跟码头的工友交代。”他把烟蒂摁在满是烟灰的搪瓷缸里，“明天一早就去市局跑审批，必须拿到联合行动令，不然光靠我们刑警队这十几个人，根本控不住场面——虎哥那伙人手里有刀，说不定还有家伙。”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透，林砚就骑着自行车跟李建国去了市局。1985年的南州市局办公楼还是50年代建的红砖楼，走廊里飘着各处办公室传来的咳嗽声和翻文件的声响。两人直奔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张为民办公室，却被告知“张副局长去军分区开会了，得等中午才能回来”。
“这可咋整？”李建国急得在走廊里转圈，从口袋里摸出怀表看了看，“离腊月廿八只剩三天，要是今天批不下来，明天再走流程，就赶不上虎哥的‘年会’了。”
林砚靠在走廊的窗台上，看着外面飘起的零星雪花，突然想起之前苏晓提过，张副局长曾在军分区当过参谋，而李建国早年也在部队服过役。他拉了拉李建国的胳膊：“李队，你不是说过，当年在部队跟军分区的刘参谋是老战友吗？或许能找他帮忙跟张副局长通个气，先把审批流程走起来。”
李建国眼睛一亮，拍了下大腿：“对啊！我怎么把这茬忘了！”他拉着林砚就往楼下跑，“军分区离这儿不远，咱们现在就去！”
两人骑着自行车，在雪地里蹬得满头大汗，终于在上午十点赶到了军分区。好在刘参谋正好在办公室，听李建国说明情况后，立刻拿起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这种能直拨市局的电话，在1985年可是稀罕物。刘参谋对着电话说了几句，挂了之后笑着说：“老张那边已经知道了，让你们现在回市局，他在办公室等你们，联合行动令的表格已经让秘书准备好了。”
两人谢过刘参谋，又急匆匆赶回市局。张副局长的办公室里，暖炉烧得正旺，桌上摆着刚泡好的茉莉花茶。“你们俩倒是会找路子。”张副局长笑着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不过这次打黑行动确实重要，码头是南州的货运命脉，虎哥那伙人再不除，明年开春的春耕物资都没法顺利运进来。”他拿起笔，在联合行动令上快速签了字，又叮嘱道，“武警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明晚八点，让他们派一个中队的人，在码头外围埋伏，你们刑警队负责冲进去抓人，记住，一定要保证人质安全——王大叔还在里面当内应，不能让他出事。”
拿到联合行动令的那一刻，李建国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下来，他小心翼翼地把文件折好放进内兜，像是捧着什么宝贝。林砚看着他眼角的笑纹，心里也松了口气——之前最担心的审批问题，总算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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