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二十一年秋分，议事会大厦的铜铃在澄澈的秋光中轻响了三十九声——这是《议事会章程》规定的法案表决时辰。铜铃的震颤顺着朱红色的廊柱蔓延，在每个代表的案几上漾开细碎的波纹，案几边缘镶嵌的算筹纹仿佛被这震颤唤醒，在晨光中流转着暗金色的光。我坐在主位上，指尖摩挲着案几上的四份提案稿，米黄色的麻纸边缘已被反复翻阅得发卷，纸页间还夹着几枚来自不同省份的树叶：北河省的槐叶带着锯齿，南广省的榕叶脉络如网，藏西自治省的松针裹着松脂香，像是三十三省百姓托风送来的私语。
窗外的银杏叶正簌簌飘落，像无数枚金色的算筹，在青砖地上铺出细碎的刻度。秋风穿过议事厅的雕花窗棂，卷着几片叶子落在全息表决屏上，屏面的蓝光映得叶脉愈发清晰，仿佛在预判这场关乎民生的表决结果。
陛下，关于步行证吃饭证农民证工人证四项提案，经各代表团充分讨论，现将表决结果呈递。议事会秘书长周明远的声音带着晨起的微哑，他展开的全息表决屏在厅中升起，三丈见方的光屏上，红色的字样在四项提案旁依次亮起。反对票与赞成票的柱状图形成鲜明对比，其中吃饭证的反对票占比高达87%，绿色的赞成柱像株营养不良的禾苗，被红色的反对柱压得几乎贴地。
来自北河省的农民代表刘老四率先起身，他的粗布衫领口还别着半截麦穗——那是今早从自家地头摘的，麦穗的芒尖蹭过他黝黑的脖颈，留下细碎的白痕。俺们庄稼人走在自家地头，凭啥要步行证他的声音带着麦秆般的韧劲，手掌往案几上一拍，案几上的粗瓷茶碗震得叮当响，去年秋收，俺家二小子在田埂上追野兔，跑了三里地才追上，这要是揣着个证，怕是野兔早钻进别人的谷仓了！
他举起手中的竹制算筹，算筹上用烧红的铁丝烫着二字，烟痕在阳光下泛着焦色：《国宪法典》第三章第七条写着公民享有基本生存权与行动自由权，这证一办，自由就成了官老爷手里的算盘珠，想拨到哪就拨到哪。俺们村东头的王瞎子，一辈子靠摸黑走村串户修鞋为生，你让他去哪办步行证？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
海府的工人代表林志强接着站起，他的工装袖口卷到肘部，露出小臂上狰狞的烫伤疤痕——那是三年前为救工友被钢水溅到的印记。工人证？他嗤笑一声，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俺们车间的老张，八级钳工，手上的老茧比锉刀还硬，上个月被个拿着高级技工证的毛头小子抢了评优名额，那小子的证是花钱买的，连游标卡尺都不会用！
全息屏上随即弹出去年的驾考腐败案数据，李卫国的受贿账本与工人证提案的风险分析图重叠，红色的风险值曲线像条毒蛇，在权力寻租资格造假等标签上盘旋。就像李卫国卖驾照，最后坑的还是咱劳动者。林志强的机械义手在案几上叩出清脆的响，工人的本事不在证上，在产品上——俺们生产的蒸汽机车，跑三千里不抛锚，这就是最好的工人证，比官府发的纸片子金贵十倍！
来自南湖省的教师代表周雪琴推了推鼻梁上的银丝眼镜，她的教案本上密密麻麻记着各省的教育数据：吃饭证更是荒唐。去年南河省大旱，灾民们靠挖野菜充饥，要是那时要证，怕是一半人都活不到赈灾粮运来。《大明民生法典》写着保障公民最低生活需求，这证一设，就成了某些人克扣粮款的由头，就像万历年间的人头税，最后都进了贪官的腰包。
我看着屏上的表决结果，目光扫过代表们或愤懑或忧虑的脸，忽然想起上月在京北市贫民窟见到的情景：七十岁的陈阿婆靠捡破烂供孙女上学，每天天不亮就拄着拐杖走街串巷，她的布鞋磨穿了底，却总把孙女的课本擦得发亮。诸位代表的担忧，正是朕当初草拟提案时反复斟酌之处。我将四份提案稿轻轻推到案几中央，纸张与案几碰撞的轻响在厅中回荡，步行关乎自由，吃饭系乎生存，农民工人的身份凭劳动而非证件界定——这些提案未能通过，恰恰体现了大明议事会的审慎，朕尊重这个结果。
议事厅里响起低低的赞同声，阳光透过穹顶的玻璃，在每个人脸上投下温暖的光斑。来自蒙古自治省的牧民代表巴特尔突然吹响了随身携带的骨笛，笛声悠扬如草原的风，他说：俺们蒙古人判断好骑手，不是看他的马牌，是看他能不能在暴风雪里把羊群带回家。道理是一样的。
就在此时，妇女代表团团长朱秀莲举起了手中的铜制算筹，算筹上雕刻的缠枝纹缠着颗小小的银珠，那是她女儿生前戴的长命锁熔铸的。她的声音带着压抑已久的恳切，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陛下，诸位代表，我们有项补充提案待表决。
全息屏上随即切换出新的提案标题——《关于在京北市试行未成年人监护与养育资格证的议案》。朱秀莲的指尖在屏上轻点，出现的不是条文，而是组照片：京北市第三孤儿院的孩子们排着队领粥，最小的孩子才刚会走路，却捧着比脸还大的瓷碗，眼神里没有孩童的灵动，只有与年龄不符的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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