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望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名字，突然想起马克思的话：“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西乡村，是张寡妇捅出了卖地黑幕；在花省，是老档案员交出了账册；在京北，是人民监督协会的会员蹲守会所——他们才是反腐最锋利的刀。
“通知议事会监察局内稽廉纪司和事务院都察院稽查司，明天一早行动。”我合上卷宗，雨水敲打着回廊的栏杆，像在为即将到来的风暴擂鼓，“刚李在‘醉仙居’有个‘项目座谈会’，正好一网打尽。”
朱静雯眼里闪过亮光，她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枚铜印，印文是“人民监督之印”：“乡老们说，让您带着这枚印去，告诉贪官们，百姓的眼睛盯着呢。”
五月初八清晨，雨还没停。我和朱静雯带着议事会监察局的二十名执法人员、都察院的十五名稽查员，还有十名人民监督协会的乡老代表，分乘五辆马车前往“醉仙居”。马车里，乡老周伯把一份名单塞给我，上面是会员们熬夜整理的“会所常客录”，刚李的名字后面画着七个圈，代表他本月来了七次。
“周伯，您怎么认出刚李的？”我问。周伯是个种茶的老农，手上布满老茧，指甲缝里还沾着茶渍。他咧嘴笑了：“去年议事长您来茶园考察，刚李跟着来的，他喝我家明前茶时皱眉，说‘太苦’，那神态我忘不了——百姓的茶再苦，也苦不过他心里的贪。”
马车停在“醉仙居”后门，这里挂着块“非公莫入”的木牌。监察局执法人员小李上前敲门，开门的是个穿着绸缎褂子的管家，看到我们身上的制服，脸瞬间白了：“你们……你们找谁？”
“找刚李。”朱静雯亮出监察令，“我们接到举报，这里有人违规接受宴请。”管家想关门，周伯上前一步，用拐杖挡住门：“我们会员都看着呢，刚李在二楼‘牡丹厅’，和王某正喝酒呢！”
我们冲上二楼，“牡丹厅”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猜拳声。我推开门，只见刚李穿着锦袍，坐在主位上，王某正给他倒酒，桌上摆着海参、鲍鱼，还有那瓶标注着“三十年陈酿”的茅台。墙上的屏风画着“渔樵耕读”，可这屋里的人，连半点百姓的苦都不懂。
“刚组长，好兴致。”我把监察令拍在桌上，酒桌上的人都僵住了。刚李放下酒杯，强装镇定：“议事长？您怎么来了？我们在谈泉州港的项目……”
“谈项目需要喝三十年的茅台？”朱静雯翻开消费清单，“这顿饭五千八百明币，够石洼村的百姓买半年口粮。”她指着王某，“王老板，你给刚组长的码头项目行贿了多少？”
王某脸色煞白，刚李却拍了桌子：“你们有证据吗？无凭无据敢搜查朝廷命官？”他说着就要掀桌子，稽查员老张一把按住他：“刚李，我们在你办公室搜出了这个。”老张拿出那本黑色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你收王某两千一百六十万，帮他拿了六个项目，要不要念念？”
刚李的脸瞬间没了血色，瘫坐在椅子上。周伯上前一步，举起那枚“人民监督之印”：“刚李，你忘了上任时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现在百姓的地被占了，钱被贪了，你睡得安稳吗？”
在“牡丹厅”的暗格里，我们搜出了更惊人的证据：十二份干部任免推荐信，刚李在上面批注着“可提”“需打点”“不行”，其中就有刚隅的名字，旁边写着“五万”。“你违规提拔刚隅，就是为了让他给你当保护伞。”我把推荐信摔在刚李面前，“他篡改西乡村的证词，是不是你指使的？”
刚李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这时，小李跑进来：“议事长，都察院那边传来消息，刚隅在办公室销毁证据时被抓了，他交代了和张杰的关系！”
我们马不停蹄赶往花省。张杰的别墅藏在半山腰，院墙高得像城墙，可人民监督协会的会员早就翻墙进去过，画了张内部地图，标注着“地下室暗格”的位置。监察局执法人员撬开暗格，里面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码得整整齐齐的金条，一沓沓的银票，还有三本账册，详细记录着他二十年里“降格处理”的案件，光王某的案子就有七起，受贿总额一千五百六十万明币。
“张杰，你看看这个。”朱静雯把王某行贿案受害者的控诉信放在他面前，信上写着“王某抢了我的矿，行贿后却没事，我儿子讨说法被打断腿，现在还躺在床上”。张杰捂着脸，肩膀颤抖：“我……我当时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少一事？”周伯气得拐杖都在抖，“你少一事，百姓就多一事！这一千五百六十万，是多少家庭的血泪钱？”
最后一站是花府阳县。赵立马的家在县城最繁华的街上，青砖瓦房，门口挂着“清廉之家”的匾额，和周围百姓的土房格格不入。我们进去时，他正在给老婆装箱子，里面是绸缎衣服和金银首饰。“赵主任，忙着搬家呢？”朱静雯把那幅“血泪图”放在他面前，“王老汉的草棚漏雨了，你这‘清廉之家’装得下他的眼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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