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府大楼前，明军士兵已经封锁了出入口，我们走进大厅时，工作人员都站在走廊里，脸上满是紧张。周富贵的办公室在三楼，门虚掩着，里面传来“撕纸”的声音。李锐示意士兵们做好准备，然后猛地推开门——只见周富贵正坐在办公桌后，把一叠文件往碎纸机里塞，桌上的保险柜敞开着，里面的金条和翡翠手串散落在地上。
“周富贵，你被捕了！”李锐亮出《联合抓捕令》，声音威严。周富贵的身体僵住了，手里的文件掉在地上，他转头看着我们，眼神里满是绝望：“我……我没干什么！那些都是误会！”
“误会？”我走过去，捡起地上没来得及撕碎的文件，上面是“茶叶贩子团伙给周富贵的分红明细”，最新的一笔是三月底的五十万，“你跟茶叶团伙勾结，垄断收购，压低茶农收入，还指使他人暗杀陈将军，阻挠民生工程，这也是误会？”
周富贵的头垂得更低了，突然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我错了……我不该贪那些钱！是吴天怂恿我的，他说‘道路硬化了，我们的生意就完了’，我才……”
与此同时，第二组行动队在议事会宿舍抓到了吴天，他正收拾行李准备逃跑，行李箱里装着大量现金和银行卡；第三组行动队在县警司抓到了赵虎，他试图销毁枪支和出警记录，却被明军当场拦下。晚上七点，所有嫌疑人都被关押在明军临时看守所，李锐拿着审讯记录，跟我汇报：“周富贵承认收受茶叶团伙贿赂共计两百三十万，吴天收受五十万，赵虎收受二十万，他们还供认，去年有个茶农因为反抗压价，被茶叶团伙打伤，赵虎帮忙压下了这个案子，定性为‘民事纠纷’。”
我看着审讯记录上的每一个字，心里满是愤怒——这些人拿着百姓的俸禄，却做着伤害百姓的事，他们忘了“民生为本”的初心，忘了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立刻发函给全国监察局、都察院、全国人民监督协会，”我对李梅说，“按《大明公职人员问责条例》第三条、第七条，经全国议事会研究决定：开除周富贵、吴天、赵虎、孙亮、郑华、林茂的公职，终身不得录用；没收他们的非法所得，上缴国库。”
四月十九早上，千叶县的道路硬化工程如期开工。我和陈峰站在茶园村的工地现场，看着茶农们和施工队一起铺碎石，D1电动摩托车在工地间穿梭，车斗里的水泥袋堆得整整齐齐。村代表老周拿着一个搪瓷缸，给我们倒了杯热茶：“议事长，陈将军，谢谢你们！现在路开始修了，我们的茶叶再也不用被压价了！”
上午十点，押送嫌疑人前往京北市的车队出发了。车队由十辆明军装甲车护送，中间是两辆“民生专列”改造的押送车，车窗贴着防爆膜，车内配备了医疗设备和看守士兵。我站在路边，看着车队缓缓驶离，茶农们自发地站在道路两旁，手里拿着刚采的茶叶，朝着车队挥手——不是送别，而是对正义的认可。
押送途中，我接到了大理寺卿张文的电话，他说：“议事长，大理寺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合议庭，负责审理这个案子，会严格依法判决，给百姓一个交代。”我握着手机，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茶园，心里踏实了不少——大明的法律，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损害百姓利益的人。
下午三点，车队抵达京北市，大理寺的工作人员早已在火车站等候，他们穿着黑色的制服，手里拿着《逮捕证》，将嫌疑人逐一押往大理寺看守所。我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看着夕阳洒在“大明大理寺”的牌子上，金色的光芒像一层铠甲，守护着公平与正义。
静雯开车来接我，她穿着月白常服，手里还拿着那本半旧的藤编提箱——里面装着《准驾车型议案》和最新的民生工程进展报告。“姑母，辛苦了，”她帮我打开车门，“闽省和北湖省的监督协会已经发来消息，说有几个乡的民生工程可能存在问题，等着我们去查。”
我坐进车里，看着窗外京北市的街道，议事会大楼前的玉兰花已经谢了，却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像新生的希望。“好，”我笑着说，“我们明天就出发，去闽省，去北湖省，把所有损害百姓利益的问题都查清楚，把所有政策都落到实处。”
静雯发动汽车，车里放着花省的采茶调，调子轻快，唱的是“路通了，茶卖了，百姓笑了”。我看着手里的《民生政策汇编》，扉页上写着“实事求是，民生为本”，那是我和静雯当年在滇南县田埂上写的，现在看来，这八个字依旧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我知道，铲除腐败不是终点，推进民生工程也不是终点，只要百姓还有需求，我们就要一直走下去——走在滇南县的土路上，走在草原省的蒙古包里，走在法兰西的古堡旁，走在北冰洋的雪地上，走在每一个大明百姓的心里。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从来不是写在书本上的，而是写在每一条修好的路上，写在每一个茶农的笑容里，写在每一个百姓踏实生活的日子里。
而那些被绳之以法的腐蠹，只是我们前进路上的小石子，它们挡不住民生的车轮，挡不住正义的脚步，更挡不住大明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我们会继续握着监督的利剑，筑牢民生的铁壁，让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大明人，都能走在平坦的路上，握着属于自己的“方向盘”，驶向更光明、更温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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