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的一天，我和悦薇坐着轻轨去东部公社——不是视察，是去给社员们道歉。曾经热闹的轻轨车厢，现在空荡荡的，只有几个赶路的社员，脸上满是疲惫。车厢里的“实时农产品价格”电子屏早就黑了，取而代之的是朱高煦的画像，旁边写着“皇权至上，万民归顺”。
到了东部公社，我们看到的景象比简报上写的还要惨。公社的粮店门口排着长队，社员们手里的粮本上，限量供应的印章盖了一个又一个。方叔站在粮店门口，头发全白了，他看到我们，叹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半块干硬的青稞饼：“议事长，这是公社现在能给社员的口粮，一天就这么多。之前为了凑冬储指标，把种子粮都填进去了，明年开春，怕是连种都没法种了。”
方晓也在旁边，他手里的账本上，满是红色的赤字：“阿姨，轻轨的地基塌了两段，现在没人修，咱们运粮只能靠马车，以前坐轻轨15分钟能到的地方，现在要走3个小时，损耗率比以前还高。朱高煦的人说，要修轻轨，得公社自己掏钱，可咱们现在连粮都不够吃，哪有钱？”
我看着社员们期盼又失望的眼神，心里的悔恨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我掏出随身携带的轮椅扶手——就是那只磨得光滑的木纹扶手，当年大明科学院特意为我改造的，现在，我把它拆下来，递给方叔：“方叔，这是我唯一能给你们的东西了。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所有信任我的社员，是我错了，是我发动的运动，毁了你们的好日子……”
说着，我再也忍不住，眼泪掉了下来。悦薇蹲在我身边，抱着我，声音哽咽：“妈，别这样，咱们还能想办法……”
可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毁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那天下午，我们在公社的晒谷场遇到了朱高煦。他坐着马车，前呼后拥，身边跟着几个明军英格兰师将领，手里拿着鞭子，正在训斥几个没完成“粮食上缴指标”的社员。看到我们，他勒住马，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嘴角带着嘲讽：“议事长，怎么？来看你的‘民生成果’了？我早就说过，民选制度不行，百姓就得靠皇权管着，不然他们就会偷懒、就会闹事！你看现在，我接手才一个月，公社的秩序就比以前好多了。”
“秩序？”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那些饿肚子的社员，“这就是你说的秩序？让社员饿肚子，让轻轨停运，让牧民的牛羊肉烂在手里，这就是你的秩序？”
“放肆！”朱高煦脸色一沉，旁边的将领立刻拔出刀，对着我，“你一个失权的议事长，也敢对摄政大人不敬？信不信我把你关起来，跟朱静雯作伴！”
悦薇立刻挡在我前面，眼神坚定：“不许动我妈！朱高煦，你别以为你掌控了朝政，就能为所欲为！社员们心里都清楚，是谁毁了他们的生活，是谁让大明变成现在这样！”
朱高煦冷笑一声，没再跟我们纠缠，挥了挥手，马车继续往前走。他的声音飘在风里，带着不可一世的傲慢：“等我正式登基，就把你们这些‘民选余孽’都清理干净，到时候，大明就会回到以前的样子，皇权至上，万民臣服！”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心里一片冰凉。我想起均平三十年的春天，我们在科学院讨论轻轨设计时的热闹；想起夏天，考生们走进考场时的期待；想起秋天，我们坐着轻轨，看着社员们运粮的笑脸。那些画面，像一场温暖的梦，现在，梦碎了，只剩下冰冷的现实。
悦薇扶着我，慢慢往回走。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空旷的晒谷场上，显得格外孤单。远处，有社员在唱以前的民谣，歌词是“轻轨穿城过，粮囤满当当，百姓笑开颜，大明万年长”，可现在唱起来，却满是悲伤和无奈。
“妈，”悦薇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却带着一丝坚定，“我想去找静雯姐姐，去找李将军，去找所有还支持民选制度的人。就算现在很难，就算我们手里没有权力，我们也不能放弃。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民生，什么才是大明该有的样子。”
我看着女儿的眼睛，里面有我熟悉的倔强和勇气——那是静雯的影子，是悦薇自己的坚持，也是我们家族一直传承的“民为邦本”的初心。我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发，像小时候一样：“好，妈妈跟你一起去。就算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们还有初心，还有对百姓的愧疚，还有想要弥补错误的决心。只要我们不放弃，只要还有社员记得以前的好日子，大明就还有希望。”
晚风又吹了起来，带着草原的寒气，也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麦香——那是去年的新麦，是方叔给我的青稞饼的味道，是民生的味道，是初心的味道。我知道，接下来的路会很难走，朱高煦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混乱的民生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恢复的。但我不后悔，不是不后悔发动运动，而是不后悔还想弥补错误，不后悔还想为社员们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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