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三十年十一月初十，京北的雪终于歇了，晨曦把议事会大楼的青瓦染成暖金，楼前广场上的积雪被扫成整齐的垄沟，垄间插着来自大明各省份的旗号——南河省的麦旗、苏省的织梭旗、川省的羊角旗、闽省的船帆旗、粤省的橡胶旗、浙省的茶旗、黔省的银旗，百余面旗号在寒风里猎猎作响，像在呼应从各省涌来的脚步声：南河省的农民扛着新磨的锄头，衣摆沾着麦田的残雪；苏省的工人提着工具箱，里面装着刚修好的织机零件；川省彝族代表阿古拉背着竹篓，里面是给议事会带的土豆种；闽省的海外商队握着船工联名信，信上还沾着印度洋的盐粒；连粤省橡胶种植园的华工，都托人捎来裹着橡胶汁的选票，用红漆写着“选能让日子过暖的人”。
我被悦薇推着轮椅，停在议事会大厅的铜门内。这扇铜门是七年前苏省机车厂的工人用废钢轨熔铸的，门把手上的“民生”二字被各省代表摸得发亮，指尖触上去，还能感受到当年工人一锤一锤敲出的纹路。大厅里早已坐满了人，却静得能听见窗外旗号的声响，只有扩音喇叭里偶尔传来的电流声——那是给闽省海外商栈、粤省远洋货船传声用的，连在印度洋上漂泊的大明商船，都能通过无线电听到这里的每一句话。
“各位省份代表、全球大明的百姓们，”我抬手按住轮椅扶手上的麦克风，指尖蹭过扶手上那个小小的“民”字刻痕——这是南河省的方叔昨天连夜补刻的，刻完还说“不管辞不辞职，得记着南河省的麦地里，还有人等着种子粮”，“今天召开全国议事会特别会议，我要做两件事：一是向大家认个错，二是把议事长的位置，还给更懂百姓的人。”
话音刚落，前排的朱静雯微微颔首，她手里攥着兵事谈议会的调令，调令边角还沾着南河省水渠的泥点——昨天她刚去南河省第三公社看过塌掉的灌溉渠，回来就说“百姓要的不是报表上的‘民生增速’，是能浇地的水渠，是种得出麦子的田”。悦薇在我身后轻轻捏了捏我的肩膀，她的袖口还别着苏省织坊的丝线，那是前几天帮女工王小丫修织机时沾上的，她说“苏省的织娘说，只要能让娃们读上书，她们愿意多织两匹布，哪怕手磨出茧”。
“我请求辞去全国议事会议事长一职。”
这句话像一粒石子落进南河省的麦囤，大厅里瞬间响起嗡嗡的议论声。南河省的张老田猛地站起来，手里的粮本“啪”地拍在桌上——那粮本的封皮都磨破了，内页记着去年“民生提速运动”时，南河省第三公社欠的三斗种子粮，字里行间还沾着麦糠，“姑娘，你咋能辞？南河省的水渠还等着批青石，苏省的轻轨还没通到县城，川省彝族的山寨连学堂的梁都没架，你这时候走，俺们心里没底啊！”
“张叔，您先坐。”我朝他摆了摆手，从轮椅侧袋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纸片，每一张都带着各省百姓的温度：有南河省农民王耕田画的木犁草图，旁边歪歪扭扭写着“议事长，铁犁不够，俺们用木犁耕地，一天只能种半亩麦”；有苏省织坊女工王小丫的手巾，上面沾着血渍，绣着“日织百匹，手泡在冷水里，夜里疼得睡不着，还是赶不上指标”；有川省苗族石老根的字条，用炭笔写着“冷链箱冻裂了，牛羊肉运到县城就臭了，俺们只能自己吃，换不来粮本”；还有闽省海外华工的联名信，说“远洋货船的工钱拖了三个月，家里的娃等着买课本”。
“我辞职，不是逃责，是认账。”我的声音有些发涩，却每一个字都砸在实处，“去年推‘民生提速运动’，我盯着轻轨通车的天数，忘了苏省织坊的女工要把手指泡在冷水里赶进度；我想着冬储粮的数字，忘了南河省的农民要冒着大雪去邻省借种子；我为了凑军工生产的钢材，挪用了农械厂的铁料，结果今年秋收，南河省十二个公社的农民还在用木犁耕地，川省彝族的农人种土豆只能用石锄——这些错，不是一句‘我改了’就能抹掉的，得让更懂百姓苦的人来扛这份责任。”
我抬手按了按麦克风的全球传声键，电流声过后，声音透过无线电传到闽省的海外商栈、粤省的远洋货船、印度洋上的大明商船，传到每一个有大明百姓的地方：“今天我在这里，向全国、全球的大明百姓道歉，这份道歉，记在心里，也写在实处：
第一，为‘提速运动’的冒进道歉。即日起，所有没跟百姓商量的‘指标’全废了——南河省的水渠啥时候修、用啥料，让公社社员自己投票定；苏省的织坊每天织多少布，让女工们按自己的手速算；川省的冷链箱要盖在哪，让牧民们指着草原的路说；闽省海外商栈的工钱啥时候发，让华工们自己跟掌柜谈，议事会绝不强压。
第二，为多民族关怀不足道歉。未来五年，从国库拨出五百万明元，分去各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给川省彝族山寨盖二十所学堂，让山里的娃能坐着新修的土路去读书，不用再翻山越岭；给黔省苗族公社添五十套农械，让石老根这样的银匠不用再背着工具走三天山路去赶集；给浙省畲族山乡修十条水渠，让雷蕾娜她们种的草药能及时运到闽省的药栈，换得来粮本；给蒙古族草原公社补三十个冷链箱，让巴特尔他们的牛羊肉能新鲜运到苏省、南河省，卖个好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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