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敬棠脸色微微一沉，正要反驳，坐在后排的黔省苗族代表石老根突然拄着拐杖站起来，他的银匠工具箱放在脚边，里面的银锤还闪着光：“陈代表，你说思想虚，可俺们黔省苗族的农械，是照着《韵澜思想》里‘技术要贴合百姓需求’的话改的——之前的犁太重，俺们山里人扛不动，农械厂照着这话，给俺们做了轻便的木柄铁犁，现在一个婆娘都能扛着下地。要是没这思想，农械厂能管俺们山里人的难处？”
“就是！”浙省的雷蕾娜也跟着站起来，她手里拿着畲族山乡的草药账本，“《韵澜思想》里说‘民生无地域’，去年俺们畲族山乡的草药卖不出去，是议事会照着这话，帮俺们联系了闽省的药栈，还修了山路，现在草药能三天运到闽省，俺们山里人的粮本都装满了——这要是没思想指引，议事会能想起俺们偏远的畲族山乡？”
陈敬棠的脸色更难看了，他攥紧了折扇，语气带着几分急切：“各位代表，陈某不是要否定前议事长的功劳，只是觉得，现在是‘务实’的时候！思想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咱们要是总抱着这些思想不放，万一耽误了商道、误了春耕，谁来负责？不如暂时把这两个思想放一放，等民生好了，再谈也不迟！”
“放一放？陈代表这话，是忘了思想是怎么来的！”
一个清亮的声音从大厅门口传来，所有人都转头看去——朱悦薇推着我的轮椅，慢慢走进来。我身上裹着苏省织坊送来的羊毛毯，手里拿着一个布包，里面是七年前写《大明民主主义》时的草稿。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落在草稿上，上面还留着当年和百姓一起修改的痕迹：南河省农民改的“种子粮要优先给佃农”，苏省工人加的“女工要同工同酬”，川省彝族画的“山寨学堂要向阳”。
“朱前议事长！”代表们纷纷站起来，赵麦围快步走过来，伸手想扶我，却又想起我坐着轮椅，只是搓了搓手，憨厚地说“您咋来了？外面还凉，该多穿点”。
我朝赵麦围笑了笑，目光转向陈敬棠，声音平静却有力：“陈代表说思想不能当饭吃，可七年前，我写《大明民主主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南河省的方叔教我的——他说‘百姓的饭，要靠自己选的人来管’。那年南河省闹旱灾，旧官府把赈灾粮扣了大半，是百姓按着‘自己选的人管饭’的想法，选出了公社代表，才把剩下的粮食分到每家每户，没饿死一个人。”
我打开布包，拿出一张泛黄的纸，上面是当年苏省织坊女工王小丫的手迹，字歪歪扭扭，却很用力：“这是王小丫当年给我的信，她说‘织娘的布，要靠自己说的理来护’。那时旧作坊主逼着女工一天织十五匹布，不然就扣工钱，是女工们按着《韵澜思想》里‘工人要为自己争权益’的话，联合起来跟作坊主谈判，才把工时降到十二匹，还涨了工钱——陈代表，你说思想不能当衣穿，可王小丫现在穿的棉衣，就是用涨的工钱买的，这不是思想给的吗？”
陈敬棠的脸涨得通红，扇子捏得指节发白，却还是嘴硬：“可……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议事会，有皇帝，有商道计划，不用再靠思想了！”
“没有思想，议事会就是空架子！”朱静雯突然站起来，她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是去年朱高煦掌权时，百姓偷偷藏起来的《大明民主主义》手抄本，纸都快磨破了，“去年朱高煦废议事会，把这份手抄本当成‘反书’，烧了几十本，可苏省的织娘还是偷偷抄，川省的彝族还是偷偷传，闽省的华工还是偷偷藏在船帆里——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反书’，是他们的‘保命书’！要是没有这份思想，百姓凭什么跟朱高煦斗？凭什么把议事会抢回来？”
朱静雯走到陈敬棠面前，把手抄本递给他，声音里带着沉重：“你看这上面的血印，是苏省织娘吴大娘的——她为了藏这份手抄本，被朱高煦的人打出血，却死死把本子抱在怀里，说‘俺们的娃还要靠这个读书’。陈代表，你说现在不用靠思想，可吴大娘的娃，现在就在川省的学堂里，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大明民主主义》的节选，他说‘要像娘一样，护着能让百姓过好日子的理’。”
陈敬棠接过手抄本，指尖触到上面的血印，突然浑身一颤，扇子“啪”地掉在地上。他看着手抄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闽省商人写的“商道要公平”，黔省银匠刻的“银饰要实在”，粤省橡胶工画的“种植园要通水”，突然蹲下身，双手捂着脸，声音带着哽咽：“俺……俺错了……俺在粤省的橡胶园，去年多亏了议事会按着‘民生无地域’的思想，派飞军给俺们空投了防台风的帆布，不然橡胶园早就被台风刮没了……俺不该忘了这个……”
大厅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的春风吹着旗帜的声响。雷蕾娜走过去，捡起陈敬棠的扇子，递给他：“陈代表，俺们畲族有句话，‘山的根在石头里，人的根在理里’。这思想，就是俺们百姓的理，没了理，再高的山也会塌，再好的商道也会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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