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三十三年正月十八，京北的年味还没散尽，全国议事会的铜门就迎着初春的寒风敞开了。议事厅里，三百二十七张木椅坐得满满当当，其中近两百张椅子上坐着的，是皮肤黝黑的麦农、指尖带茧的织工、腰间挂着护童哨的安全员——这是全国议事会工农席位占比60%的真实模样：黄村的张大叔揣着麦种样本，苏省的织工李姐提着半匹云锦，西乡村的护童员王婶怀里抱着小柱子编的麦秆小火车，他们是来给高校理论课“挑错”的，也是来给《高等学府思想品德与大明民主主义理论课建设标准》“定调子”的。
上午九点，议事厅的铜铃刚落，朱静雯（议事长，亲工人皇家代表）就站在主位前，手里的标准草案封面上，用红笔圈出了四门核心课程——《大明民主主义原理》（含《韵澜思想》《秀英思想》《常静徽思想》）、《品德与法典》、《朱静雯的百姓思想》，每门课名旁都标注着“理论占比60%”的字样。“去年巡视十二所高校，发现的不是‘课上得不好听’，是‘理论没扎进工农的地里’。”她的声音透过扩音喇叭，落在每个代表耳中，“汉武大学有个学生，把《朱静雯的百姓思想》背得滚瓜烂熟，却答不出‘怎么按“百姓需求优先”设计护童岗值守表’；苏省织工专科学校的学生，学完《品德与法典》，连《大明国宪典》里‘织工每日工时不超过八小时’的条款都不会用——这不是学生笨，是课没教对。”
话音刚落，赵麦围（皇帝，工农代表）就从主位旁的椅子上站起来。他依旧穿着那件蓝布棉袄，怀里揣着翻得卷边的《大明民主主义原理》，书页里夹着黄村的麦壳，指着“群众史观”那一节：“俺上个月去黄村百姓大学听课，老师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举的是旧朝修运河的例子，跟俺们现在种麦、护童的实际差着十万八千里！”他把麦种样本放在案几上，“这门课的理论，得60%讲‘群众怎么干实事’——比如西乡村反拐时，百姓怎么帮巡捕找线索；黄村修渠时，老农怎么想出用竹筐堵缺口的法子，这些才是工农要的理论。”
朱悦薇（副皇帝，亲工人皇家代表）跟着起身，打开民生数据库终端，调出一组数据：“去年高校学生政论能力核查，能熟练用理论解决民生问题的，只占38%。有个学《韵澜思想》的学生，连‘实践三步法’（调研-分析-验证）都没吃透，去乡村调研护童岗，只发了五十张问卷就回来交差，连王婶这样的老护童员都没问过。”她指着终端上的课程表，“标准里必须明确，高校要独立设‘大明民主主义学院’或‘韵澜学院’，直属学校领导，不能再挂靠文学院、历史系——上个月苏省有所高校，把《秀英思想》的课时压缩给了织机实操课，这不行！”
“俺们织工也有话说！”林织娘（副议事长，工农女性代表）这时举起手，她指尖还沾着云锦的金线，“苏省织工专科学校的《秀英思想》课，老师讲‘工农权益保障’，光说‘要维护织工利益’，却没教‘怎么算织一匹云锦的合理工钱’。俺们织工算工时，得按‘一寸锦要十五分钟，一天八小时除去休息，织一匹六尺的锦该得十五明币’，这才是能落地的理论！”她的话立刻得到工农代表的呼应，黄村的张大叔接着说：“《常静徽思想》讲基层治理，也不能光说‘要听百姓意见’，得教学生‘怎么跟老农坐在麦垛上聊天’，不是拿着问卷硬问。”
马淑贤（副议事长，少数民族女性代表）也补充道：“川省凉山的彝族乡亲，学《大明民主主义原理》时，听不懂‘议事流程’，但一讲‘火塘边商量护童岗’，就都明白了。标准里得要求，四门课的理论案例，至少20%是少数民族的——比如彝族护童队的歌谣宣传法，苗族的‘寨老议事制’，这些也是大明的民生理论。”
陈纺娘（副皇帝，亲工人皇家代表）一直没说话，这时却从包里掏出一叠学生作业，最上面的一份是《品德与法典》的作业，学生写了三页“法典的重要性”，却没提一句“怎么用法典帮织工维权”。“这就是理论没占60%的问题。”她把作业递给身边的工农代表，“《品德与法典》的理论，得60%讲‘法典条款怎么用’——比如《大明国宪典》第32条‘儿童安全保障’，要教学生‘怎么用它拟护童岗规章’；第45条‘劳动者权益’，要教‘怎么用它算织工的加班费’，不是光背条款编号。”
接下来的讨论，成了“工农代表提需求、核心班子定条款”的务实场景。赵麦围拍板“机构独立”：“所有高校三个月内必须成立直属学院，院长里至少有一名工农代表，比如黄村的张大叔、苏省的李姐，他们懂民生，能管住课程不跑偏。”朱静雯补充“纳入规划”：“学校议事会的年度规划里，必须单列‘理论课建设章节’，工农席位占60%的校议事会要审核，没通过的不能落地——去年有所高校的规划里，提了十项农械课，却没提《朱静雯的百姓思想》怎么服务麦农，这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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