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晨雾刚被京北府的日头揉散，百姓大学学部的会议室就飘起了淡淡的墨香。这间屋子比议事楼的小厅局促些，青砖地面被常年往来的鞋底磨得泛出浅白印记，墙面钉着几块褪了色的麻纸通知，边角被风卷得微微翘起，墙角立着两排墨绿色铁皮文件柜，柜门上贴着泛黄的标签，写着历年工农教育考试的卷宗编号，柜脚还沾着些许从田间、工坊带回来的泥土与棉絮。两排长木桌挤着靠墙放，桌上铺着的粗麻桌布边角磨出了毛边，压着一叠叠麻纸文件、手写台账与实操样本，文件边角还沾着些许土豆泥碎屑、纺织棉絮与矿粉痕迹，都是昨天工农代表们散会时落下的“实在货”，没人刻意清理，反倒成了这间会议室独有的烟火气。
窗台上摆着两个搪瓷杯，杯沿印着的麦穗齿轮纹被常年摩挲得发浅，一个盛着温白开，杯壁凝着细密的水珠，一个泡着晒干的槐花茶，茶叶在水里沉底舒展，是张佳兰凌晨到办公室时，特意让食堂伙夫准备的。桌角的煤油灯罩擦得锃亮，灯芯剪得齐整，即便白日里不用，也摆得端正，是学部干事们常年养成的习惯——夜里加班阅卷、整理文件时，这盏灯总要亮到深夜。阳光透过高窗的木格落进来，在麻纸文件上投下细碎的方格光斑，也照亮了陆续落座的人，脚步声、笔记本翻动的沙沙声、钢笔蘸墨的轻响，混着窗外高铁驶过的低鸣、便民公交的播报声，凑成了最踏实的会议序曲。
来的都是熟面孔，却又多了些新面孔。事务院学部的苏明远坐在左首首位，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镜腿处缠着一圈米白色粗布胶布，是上月跑西北农垦公社调研时，不慎摔在田埂上磕裂的，他舍不得换，就用胶布缠了继续用。手里攥着一叠厚达半尺的全国各省教育专员名册，纸页边缘被反复翻得卷了边，每一页都用红笔、蓝笔做了标注，红圈标着重难点省份，蓝线画着交通衔接节点，冰原府、京北府、西北农垦、西南矿业、沿海渔业这些工农集中的区域，标记密得几乎看不清纸底。各省派驻学部的临时教育专员来了二十多位，冰原府的赵满仓坐在左侧第二排，厚棉布工装的裤脚还沾着未拍净的冰原冻土碎屑，棉鞋鞋底嵌着细小的冰碴，怀里紧紧抱着麻纸笔记本，封皮上用炭笔写着“冰原土豆教育”，笔尖悬在纸页上方，指节因为用力微微泛白；京北府纺织工坊的周铁柱坐在他身侧，旧纺织工装的口袋里露着半截通勤公交月票，边角磨得发亮，另一个口袋装着一枚小小的纺织机齿轮零件，是下工前检修机器时顺手揣的，笔记本里夹着工坊工人的考试诉求清单，纸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工人的名字；西北农垦公社的老代表周守义，手掌布满耕地磨出的老茧，指缝里还嵌着洗不净的泥垢，手里的台账记着农垦区工农一体考生的数量，每一个数字都核对了三遍；江南水稻公社、西南矿业公社、沿海渔业公社的代表也依次落座，每个人的笔记本、文件袋里，都装着本省最接地气的教育实情，没有一句虚言。
百姓大学各学院的负责人也悉数到场，农业学院的苏先生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长衫，手里攥着寒地农业、水稻种植的实操教材，书页上写满了田间教学的批注；纺织学院的李教授袖口沾着纺织棉絮，随身带着纺织机实操的简易图纸；电讯学院的张老师背着帆布工具包，里面装着广播设备的零件，是为广播电学院入学考试命题准备的参考物件；机械学院、化工学院、交通学院的教授们也各自带着专业资料，正襟危坐的同时，指尖不停敲着桌角的文件袋，显然都在琢磨如何把专业知识与工农实操结合起来。学部各科室的干事则坐在末席，都是从工农里选拔出来的实干者，有的是公社扫盲班教师出身，有的是工坊技术工人转岗，手里拿着各自负责的工作台账、经费预算、交通衔接表，眼神里满是期待，也藏着几分忐忑——他们知道，今天定下的每一条规矩，都关乎全国千万工农的升学路，半分马虎不得。
主位上，坐着刚经全国工农代表、高校教师联合选举产生的学部尚书张佳兰。她今年四十岁，皮肤是常年跑冰原冻土、农垦田间、工矿山区晒出的麦色，眼角有几道细细的纹路，不是岁月轻痕，是连续十余年巡考、下乡、熬夜整理资料熬出来的。她穿一身藏青色粗布衫，领口磨得微微发软，袖口挽到小臂，露出腕上一道浅浅的疤痕——那是均平二十六年，她在冰原公社扫盲班教书时，帮社员修理冻裂的犁铧，被铁器划开的伤口，缝了三针，留了十四年的疤。手里攥着一本麻纸笔记本，封面用炭笔写着“工农教育命题工作”，纸页边缘被汗水浸得微微发皱，笔尖还沾着未干的墨汁，显然是凌晨三点散了前日的议事会，她回到办公室连夜整理的会议记录、诉求汇总与方案初稿，桌角还放着半个没吃完的玉米面窝头，是食堂伙夫凌晨给她留的，忙得忘了吃，已经凉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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