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州县的消息传回林昭然耳中时，她正临窗看着庭院里那棵老槐树。
暮春的风裹着槐花碎瓣拂过窗棂，细碎的白在阳光下如雪般飘舞，落在她素色的袖口上，又被一阵微颤的气流卷走。
守拙的声音带着压不住的兴奋，说已有村中耆老抱着一本手抄的《讲台录》，敲响了县衙的登闻鼓，只求一件事——请县尊将此录入《乡志》。
那一刻，窗外的风仿佛静止了，林昭然能清晰地听见自己胸腔里沉稳而有力的心跳声，一下一下，像远山传来的更鼓，敲在寂静的午后。
她指尖无意识地抚过窗框，木纹粗粝，带着经年日晒的温热，像一段被时间焙干的记忆。
时机到了。
她转过身，目光清亮如洗，对肃立一旁的韩霁说：“官府若不肯从上至下地认，我们便让它从下至上地认。”
她的语调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像春冰裂开第一道纹路，虽轻，却注定蔓延千里。
这盘棋，从她决定将学问刻上石碑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要搅动整个棋局。
她看向守拙：“去‘遗学阁’，把前朝那本《志例》的残本找出来。我们不修史，我们只为修史立个规矩。”
守拙领命而去，不过两日，一份名为《民志十二条》的文书便放在了林昭然的案头。
羊皮纸泛黄，边角微卷，墨迹浓淡不一，却字字如钉，嵌入纸背。
它引经据典，从那本前朝《志例》残本中寻得了根基，拟出了十二条看似温和却暗藏锋芒的规矩，其中最核心的一条便是：“凡民间共议而成之规，有益于乡里教化、平息争讼者，皆可录于乡志，以传后人。”
“送出去。”林昭然将文书递给韩霁，“连同我们拓好的《讲台录》碑文一起，通过‘书驿’的网络，送到三县之地。告诉他们，规矩，我们已经立好了。”
韩霁亲自上路，星夜兼程。
马蹄踏过青石板，溅起夜露，蹄声在空旷的驿道上回荡，像一封封未封口的密信，奔向沉睡的城池。
他所建立的“书驿”网络，第一次传递的不是经史子集，而是一份足以动摇旧规的“民志”。
首县的县令是个年过五旬的老夫子，接到《民志十二条》时，气得吹胡子瞪眼，将其斥为“野学妄言”，当场就要付之一炬。
火折子“啪”地一声亮起，橘红的火苗舔上纸角，焦边蜷曲，发出细微的“噼啪”声。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点火，衙门外已是人声鼎沸。
数百名百姓自发围在衙门口，他们没有喧哗，没有冲击，只是齐声请愿。
风从街口灌入，卷起尘土与衣角，却压不住那整齐划一的声浪。
为首的一位老木匠高举着双手，掌心满是老茧，裂口如沟壑，声音洪亮：“请县尊老爷明鉴！自‘匠经碑’立起，城中三月，大小营造纠纷一十七起，无一桩闹上公堂。碑文验了三案，皆平了讼，息了争！此等有益于民之物，为何不能入志？”
“县尊，我家的账就是照着‘女子算账碑’算的，再没人敢说妇道人家不会算术，昧下我的嫁妆钱！”一个年轻的妇人也鼓起勇气喊道，她袖口沾着浆糊的痕迹，声音却如裂帛般清晰。
民意如潮，县令在堂上枯坐了整整一个时辰。
烛火映着他额角的汗珠，一滴一滴滑落，在案上洇成深色的斑。
他知道，烧掉一张纸容易，堵住悠悠众口难。
最终，他颓然一叹，提笔批复。
但他留了个心眼，不敢录入《乡志》，只命史笔记下，将“匠经碑”相关条文录入更为偏门的《工志》，并批注：“此碑文虽非朝廷正典，然于民生实有裨益，暂录之以观后效。”
一县松动，堤坝便开了口子。
消息以惊人的速度传开，其余七县几乎在半月之内，纷纷效仿。
有的录入《工志》，有的录入《农志》，名目各异，但《讲台录》的内容，确确实实地，成了白纸黑字的官修志书的一部分。
京城，礼部衙署。
程知微正在值夜，一封来自闻州的八百里加急文书被送到案头。
他展开一看，心头一震。
上面赫然写着：“闻、桐、安等五县，有刁民私刻野学碑文，更有甚者，地方官竟擅自录入方志，此举恐乱国家典制，请部堂示下！”
烛火摇曳，映着程知微沉肃的脸。
他指尖轻轻摩挲着文书边缘，纸面粗糙，像一道未愈的伤疤。
他沉默了片刻，没有按规矩立刻将此急报上呈，而是将其压在了一叠寻常公文之下。
随后，他从怀中取出一份早已私下拓印的《民志十二条》，小心翼翼地将其藏入书架上一本《飞言录》的夹层之中。
回到家中时，夜已深。
他推开幼子的房门，见七岁的孩儿竟还未睡，正趴在桌案上，用一根炭条，在一张粗纸上费力地摹写着什么。
炭条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轻响，像春蚕啃食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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