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赵佶摆驾坤宁殿。连日来的操劳让他身心俱疲，下意识地想要寻找一处能让他暂时放松的港湾。
皇后郑氏早已备好晚膳，见他眉宇间带着挥之不去的倦意，心中疼惜，亲自布菜盛汤，柔声劝慰。用膳完毕，宫人撤去残席，郑皇后正欲与官家说些体己话，却见赵佶的目光被临窗书案上的一样东西吸引了过去。
那是一叠厚厚的、颜色晦暗的纸质凭证——钱引。赵佶走过去，拿起几张仔细端详。这些作为官方纸币流通的钱引，纸质粗糙，印刷模糊，有些甚至边缘已经磨损起毛。更触目惊心的是，上面加盖的官印竟有好几种，面额也颇为混乱。
“皇后，这些钱引是……”赵佶皱眉问道。
郑皇后叹了口气：“这是近日宫中采买，商户们交来的。官家有所不知，如今市面上的钱引，信用早已大不如前。官府发行过滥，各路、州甚至有些豪商都变相私印，导致钱引贬值得厉害。臣妾听闻，如今一贯钱引，往往只能兑换到六七百文铜钱，甚至更少。百姓商贾，怨声载道，只是不敢明言罢了。”
赵佶的心猛地一沉。他融合的记忆里，对经济金融之事本就模糊，而赵启的现代知识却让他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纸币的信用一旦崩塌，引发的将是整个经济体系的动荡，物价飞涨，民间财富缩水，社会秩序都会受到冲击！这比单纯的财政空虚更加致命！
“发行过滥……信用不彰……”赵佶喃喃自语，脸色变得异常难看。他原本以为最大的问题是“三冗”和边患，却没想到货币体系也潜藏着如此巨大的危机。这就像一个身体本就虚弱的人，血液流通还出了问题！
郑皇后见他神色不对，连忙宽慰道：“官家也不必过于忧心，历代钱引都有起伏……”
“这次不一样！”赵佶打断她，语气沉重，“此乃国之命脉！若钱引彻底失信，民间交易退回以物易物，或者只认铜钱金银，国库收入将形同虚设，整军经武更是无从谈起！”他想起了元代宝钞贬值、明代大明宝钞变成废纸的历史教训，那几乎是王朝崩溃的催化剂。
这一刻，他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又沉重了数分。
当晚，尽管郑皇后温婉体贴，极力想让他放松，但赵佶心中有事，缠绵之时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脑海中不断盘旋着“通货膨胀”、“货币信用”、“准备金”这些现代词汇，与眼前大宋混乱的金融现实交织碰撞。
一夜无话，翌日清晨，他罕见地没有立刻召见大臣处理政务，而是将自己关在福宁殿内，亲自执笔，写下了一份言辞恳切、甚至堪称沉痛的《罪己诏》。
在诏书中，他并未回避问题，直言“朕承祖宗之基业，夙夜惕厉，然察近时钱引之弊，深愧于心”，承认自己“以往不察，致使钱引滥发，信用坠失，商贾困惑，黎庶受损”，将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他宣布，将“痛加革弊，以苏民困”，并承诺“必使新钱引，信实相孚，子母相权，以安天下之心”。
这份《罪己诏》通过邸报和皇城司的渠道，迅速传遍汴京，进而向各路扩散。
一时间，朝野震动，民间哗然！
百姓们从未听说过皇帝会因“钱引”这种“小事”下罪己诏，惊讶之余，更多的是惊疑不定和一丝微弱的期盼。商贾们则心情复杂，既担心朝廷借此进一步盘剥，又希望真的能扭转钱引贬值的趋势。
而朝堂之上，各方势力反应各异。李纲、张克公等改革派，虽然觉得官家此举有些“自损威严”，但深知钱引之弊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心中反而更加钦佩官家的胆识与担当。一些较为正直的官员，也认为这是正视问题的开始。
但更多的，是质疑和反对的声音。
“官家岂可因区区钱引之事下罪己诏？此非圣君所为，有失体统！”一些翰林学士和清流官员痛心疾首。
“钱引之弊，积重难返，岂是一纸诏书能解决的？只怕是徒劳无功，反损朝廷威信。”
“哼，说得轻巧，革弊？如何革？莫非又要加税，或者强行规定钱引与铜钱兑率？最终苦的还是百姓！”这是悲观派。
更有一些与旧钱引发行利益集团勾连颇深的官员，心中惶惶不安，暗中串联，准备阻挠任何可能触动他们利益的改革。
面对朝野的纷纷议论，赵佶不为所动。在发布罪己诏的当天下午，他再次召见了核心臣工。
“罪己，非为示弱，而为明志！”赵佶斩钉截铁地对李纲等人说道，“钱引之弊，必须根治！朕意已决，成立‘钱引务’，独立于户部及三司之外，专司新钱引之设计、发行、管理及与金银铜钱之兑换事宜！”
这是一个全新的、高度专业且独立的金融机构构想！
“钱引务设提举一员，位同侍郎，直接对朕负责。”赵佶目光扫过众人，“诸位可有合适人选举荐？需精通算学、熟知钱谷、为人刚正、且不被旧利益集团裹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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