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申海，梧桐叶开始泛黄。
四川北路尽头那栋七层大楼的招牌在晨光中泛着金色的光。
“华中兴业联合社”几个大字，像一枚崭新的徽章，别在这座城市灰扑扑的衣襟上。
林阿福站在工地边缘，手里攥着一块碎砖，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他今年四十三岁，曾经是闸北一家纺织厂的机修工。
淞沪会战的时候，工厂被炮弹炸塌了半边，老板跑了，机器也搬走了，他带着老婆孩子逃进租界，在难民收容所里住了整整十个月。
十个月。
三百天。
每天两碗稀粥，一床薄被，和三百个人挤在一间仓库里。
小儿子发烧烧了三天，他跪在救济会门口求药，人家说磺胺要等下周。
等了一周，孩子烧成了肺炎。又等了一周，孩子没了。
他老婆哭了一个月，后来不哭了，只是发呆。
有时候半夜醒来，她会突然坐起来，说“阿宝哭了”，然后愣愣地听着外面的风声，再慢慢躺下。
林阿福把碎砖扔进铁斗车里，铁皮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他抬起头，看着眼前这片正在苏醒的废墟。
闸北，华界，去年这个时候还是战场。
弹孔密密麻麻地嵌在断墙上，像一张张狰狞的麻脸。
倒塌的楼房露出里面的钢筋，扭曲着伸向天空，像死去的树的根。
野草从瓦砾堆里长出来，已经半人高了，在风里沙沙地响。
但变化正在发生。
东边那块空地上，打桩机已经架起来了，轰隆隆的声响震得地面微微发颤。
西边那排旧仓库正在拆屋顶，工人们穿着灰扑扑的工装，像蚂蚁一样在房梁上爬来爬去。
南边新搭的工棚前，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都是来招工的。
林阿福排在队伍中间，前后都是和他差不多年纪的男人。
有的穿着补丁摞补丁的长衫，有的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还有几个穿着褪色的军装，袖口磨得起了毛边。
“听说一天能挣八毛。”
前面一个瘦高个回头说，声音很小，像是怕被谁听见。
“八毛？”
旁边一个络腮胡子的男人不信。
“我上个月在码头扛包，一天累死累活才挣五毛。日本人能这么好心？”
“这你就不懂了。”
瘦高个左右看看，声音更小了。
“我听说这个什么联合社，是日本人和外国人合伙开的。外国人规矩多，工资给得也大方。再说了……”
说到这，他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
“人家日本人现在搞‘亲善’，总得做做样子吧？”
络腮胡子嗤笑一声，不说话了。
林阿福站在队伍里，听着前面的议论，目光越过人群，落在工地尽头那栋已经搭起骨架的厂房上。
钢结构的框架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工人们正在上面安装屋顶的檩条。
他看得出神——那是一个纺织厂的厂房。
他干过十年机修，熟悉纺织厂的每一台机器、每一根皮带、每一个轴承。
他能闻出棉纱的味道，能听出梭子飞过的声音，能用手摸出纱线的粗细。
那些东西，在他脑子里，像刻上去的一样。
队伍慢慢往前移动。
前面的人一个个被叫进去，有的出来了，脸上带着笑；有的出来得慢，脸色难看。
络腮胡子进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要了？”
瘦高个问。
“要了。”
络腮胡子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支皱巴巴的烟，叼在嘴里。
“机修工，一个月二十八块。包一顿午饭。”
瘦高个的眼睛亮了。
“二十八块？顶我在码头干两个月的！”
他快步往前走，差点踩到前面人的脚后跟。
林阿福往前挪了一步。
他的心跳有些快，手心出了汗。
他把手在裤腿上蹭了蹭，深呼吸了一下。
十个月了。
他等这一天，等了十个月。
“下一个！”
里面有人喊。
林阿福深吸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
招工的地方搭在工棚里，条件很简陋。
几张桌子拼在一起，上面堆着表格和名册。
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一个穿灰色制服的年轻人，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人。
灰色制服的年轻人坐得笔直，眼神锐利，腰带上别着一把手枪。
白衬衫的中年人戴着眼镜，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名册，正低头写着什么。
林阿福在桌子前站定，下意识地把腰挺直了一些。
“姓名？”
白衬衫抬起头，目光落在他脸上。
“林阿福。”
“多大？”
“四十三。”
“以前干什么的？”
“机修工。闸北大隆纺织厂，干了十年。”
白衬衫的笔顿了一下，抬头看了他一眼。
“十年？”
“十年。”
林阿福的声音很平静。
“从民国十六年进厂，到二十六年打仗。机器坏了，我都能修。德国多尼尔的织机，日本丰田的细纱机，英国的并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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