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九月二十日，江城。
长江在暮色中缓缓流淌，像一条被撕裂的深青色绸带，载着浮尸、碎木和沉默的油污，向东而去。
两岸的芦苇已经枯黄，在晚风中沙沙作响，像无数人在低声哭泣。
这座城市已经承受了整整三个月的轰炸。
江汉关大楼的钟停了。
那颗在七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击中塔楼的炮弹，将钟面永远定格在“四”的位置——四点整。
从那以后，江城人再也没有听过海关钟声。
有人说是故意不修的，怕听到钟声想起那些死在那个下午的人。
也有人说修好了还会被炸，倒不如放在哪里，等到战胜了……
用修好的大钟，告诉英魂胜利的消息。
中山大道两旁的法国梧桐依然茂盛，但泛着绿色的树下，却堆满了碎砖和玻璃渣。
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沙包堆成的掩体，机枪口黑洞洞地对着天空。
防空警报器挂在电线杆上，像一只只蛰伏的铁蝉，随时准备发出刺耳的尖叫。
街上的行人很少。
偶尔有穿着灰布军装的士兵匆匆走过，背着步枪，腰间挂着手榴弹，脸上是那种见过太多死亡之后的麻木。
黄包车夫蹲在街角，车上插着树枝伪装的枝叶，等着不知道会不会来的客人。
几个孩子蹲在墙根拍洋画，拍着拍着，忽然停下来，抬头看天——天上有云，没有飞机。
他们又低下头，继续拍。
在江边的码头上，最后一批难民正在登船。
这是金陵保卫战之后，又一次大撤退。
人们拖着箱子、背着包袱、抱着孩子，在跳板上推搡。
一个穿长衫的老人在人群中被挤散了眼镜，蹲在地上摸索，周围的人从他身边挤过去，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婴儿站在岸边，没有上船，只是望着江面发呆。
她的丈夫在江对面的阵地上，已经三天没有消息了。
船开了。
汽笛声沉闷而悠长，像一头老牛最后的喘息。
陈轩站在汉口江滩的一棵柳树下，望着那艘船渐渐变成江面上的一个灰点。
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色长衫，戴着草帽，看起来像个来江边等船的普通百姓，又像是逃难到这里的难民。
三天前，他从申海“飞”过来。
飞雷神之术的术式，早在义勇军还在协助国军作战时就已布下。
江城的每一个重要据点、每一条秘密通道、每一个可能成为战场的地方，都有他留下的印记。
这些印记像种子一样埋在城市的肌理里，等着在需要的时候发芽。
而现在，需要它们的时候到了。
自九月十日，“华中兴业联合社”成立，前线的日军，也再次发起了全面进攻。
九月十二日，日军第十一军突破田家镇防线。
九月十四日，日军第六师团攻占黄陂。
九月十六日，日军波田支队进抵葛店，距离江城仅三十公里。
九月十八日，日军第十六师团突破大别山防线，从北面包抄。
从九江到江城，长江两岸的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烧。
日军的三个师团沿着长江两岸齐头并进，海军舰艇在江面上横冲直撞，空军战机像蝗虫一样遮天蔽日。
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吨的炸弹倾泻在国军阵地上，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士兵倒下。
但国军还在抵抗，还在奋勇作战。
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而是因为背后就是江城，江城背后就是山城，山城背后——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退了。
陈轩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江风带着水腥气和远处传来的硝烟味灌进肺里，又苦又涩。
江对岸传来的炮声，闷雷一样，一声接一声，没有停歇。
那不是战斗的炮声，是日军的压制射击——用炮弹把每一寸可能藏人的地方犁一遍，然后步兵再上。
这就是战争。
不是电影里那种冲锋陷阵、热血沸腾的战争，是漫长的等待、无边的恐惧、和死亡来临时那一瞬间的空白。
这段时间，他之所以一直没有来，只是通过分身，率领义勇军在后方骚扰。
就是担心自己会忍不住。
全力支援抗日的下场，已经被成百上千的义勇军战士用生命证实过。
一旦自己不忍，换来的便是国党的得寸进尺。
换来的，是更大的牺牲，以及解放事业的推迟。
“对不起！”
陈建峰闭上眼睛，深深的鞠了一躬。
然后，转身向市区走去。
他不敢停下，他怕自己一旦停下，就会改变想法。
江城的老城区像一座迷宫。
巷子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两侧是高高的封火墙，墙上爬满了薜荔和爬山虎。
青石板路被几百年的脚步磨得光滑如镜，雨后泛着幽幽的光。
头顶是密匝匝的电线和晾衣绳，挂满了床单和尿布，在晚风中像万国旗一样飘荡。
陈轩穿过一条又一条巷子，脚步不快不慢，像任何一个下班回家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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