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雾在她年轻的脸庞前弥漫、散开。
让她那天使般的面容带上了一层朦胧而颓废的美感。
“那个劲儿不够大，”她含糊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沧桑，“压不住心里的事儿。”
她转过身，背对着我，双手撑在冰冷的、布满锈迹的铁栏杆上。
眺望着远处河对岸星星点点的灯火，以及更远处城市模糊的光晕。
“心事？”
我饶有兴致地重复了一遍。
以我的经验，这个年纪的凡人女孩，所谓的心事，大多围绕着学业的压力、懵懂的爱恋、或是与朋友间无伤大雅的争执。
像她这样，深更半夜独自一人出现在这种荒僻之地，还满口“抛尸”、“心事”的，实在罕见。
她没有回头，只是耸了耸肩，声音闷闷地传来：“你不懂。”
“你不讲出来，自然没人会懂。”
我走上前几步，与她并肩而立，同样将目光投向远方。
河水在脚下奔流不息，发出沉闷的咆哮，像是时间本身永不停歇的脚步声。
她沉默了片刻，似乎在犹豫，又或者是在组织语言。
最终，她又吸了一口烟，将烟蒂精准地弹入下方奔腾的河水中。
“好吧，”她转过头，看向我，月光下，她那双浅蓝色的眼眸清澈得，却又深不见底，“如果你真想听一个倒霉蛋的故事。”
于是，她开始讲述。
她的语速不快，语气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
但偶尔微微颤抖的指尖和眼底一闪而过的寒光，还是暴露了她内心的波澜。
她的故事并不算特别新奇。
至少在我漫长的生命中，类似的人性悲剧已上演过无数次。
变换的只是舞台和演员。
她是一位年迈富豪的独生女，母亲身体孱弱，精神状态也时好时坏，几乎将所有信任都寄托在两个人身上——一位是相伴多年的家庭律师，另一位则是负责她健康的主治医生。
“那位律师，叫马尔科姆，”她提到这个名字时，声音里带着厌恶，像是在谈论某种令人作呕的爬虫，“总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穿着昂贵的西装，说话引经据典，我母亲总说他像个真正的绅士。”
“还有那个医生，贝克医生，”她顿了顿，“他看起来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每次来家里检查，都会给我带糖果，即使我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
他说我母亲需要静养，不能被打扰，不能处理复杂的事情。”
然而，这两位看似忠诚可靠的“守护者”，却早已暗中勾结，觊觎着她母亲庞大的财产。
医生利用职务之便，不断向法院和相关机构提交报告，夸大甚至捏造她母亲认知能力下降的“证据”，声称她已无法管理自己的财务和生活。
律师则拿着这些“专业”的医学报告，以“保护委托人利益”、“确保她得到最好照顾”为名，向法院申请成为老人的法定财产监护人。
“我当时……还很蠢，”她自嘲地笑了笑，笑容里却带着苦涩，“马尔科姆告诉我，这是唯一能保护妈妈财产不被那些别有用心的远房亲戚觊觎的方法。
他说他会像父亲一样照顾我们。我居然信了。
他还拿来一堆文件让我签字，说是为了让法官相信我们全家都同意这个安排……他说那些只是‘支持性文件’，不重要。”
我能想象那场景，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在精心编织的谎言和看似善意的关怀面前，是多么容易被蒙蔽。
“重要的文件，往往看起来最不重要。”
我不禁插了一句，带着一丝过来人的感慨。
她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似乎认同我的话。“是啊。等我后来反应过来，已经晚了。法院批准了监护权申请，马尔科姆成了我母亲财产的实际控制人。
然后，他就开始…‘支付必要的费用’。”
她模仿着律师那种冠冕堂皇的语气，充满了讽刺。
所谓的“费用”，不过是他们侵吞财产的借口。
房产被抵押、变卖，股票被抛售，艺术品被低价“处理”……
资金通过复杂的法律和金融操作，最终流入了律师和医生及其同伙的口袋。
而她的母亲，被以“需要专业护理”为由，送进了一家偏远昂贵的疗养院，实际上是被软禁了起来，与外界隔绝。
“我去看过她几次，”她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难以掩饰的悲伤，“她越来越糊涂，眼神空洞，像个被抽走了灵魂的娃娃。疗养院的人说，这是病情发展的正常结果。
但我知道，是那些药，是贝克医生开的那些‘镇静剂’！”
“你没有报案吗？或者寻求其他法律援助？”
我问道，虽然对现代司法系统的效率和公正性，我一向持保留态度。
“报过，”她摇了摇头，脸上浮现出一丝疲惫和厌恶，“这是‘家庭纠纷’，涉及复杂的法律程序，需要证据。
我找了其他律师，他们看了看马尔科姆设下的那些法律陷阱和文件，都说希望渺茫，而且需要一大笔钱来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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