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老板的电话是半夜打来的。
“何生，柱子跟我说了。”电话里声音带着一贯的客套，“深圳厂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十五万，我最多出到这个价。”
何叶握着听筒，指尖发白：“林老板，市价至少值二十五万。”
“那是以前。”林老板语气不变，“现在你的工厂被封，品牌声誉受损，还能值多少？何生，我是念旧情才肯出十五万，换了别人，十万都未必给。”
窗外传来猫头鹰的叫声，在深夜里格外刺耳。
“好，十五万。”何叶闭上眼，“但要现金，明天中午前送到北京。”
“这么急？”
“银行明天收房。”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行，我让财务安排。”
挂断电话，何叶在黑暗中坐了许久。十五万，加上账上的八万，还差七万缺口。他拉开抽屉，翻出存折、国库券，甚至秦淮茹还钱时打的欠条——零零碎碎加起来，还差三万五。
凌晨四点，他敲响了聋老太太的房门。
老太太还没睡，坐在床上纳鞋底。听完何叶的话，她放下针线，从枕头底下摸出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
里面是一叠钞票，有十块的，五块的，甚至还有粮票。
“这是我攒的养老钱，八百四十五块三毛。”老太太推过来，“拿去吧。”
“奶奶，这不行……”
“怎么不行？”老太太瞪他，“这院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不能丢。钱没了还能挣，家没了就真没了。”
何叶喉头发紧，接过了那个手绢包。
天蒙蒙亮时，他又敲开了几家门。二大妈拿出五百，三大爷掏出八百，连最抠门的阎埠贵都借了三百。院里二十多户人家，凑出了九千七百块。
还差两万五。
上午九点，何雨柱从深圳飞回来，带着林老板的十五万现金——厚厚两捆大团结，用报纸包着。
“大哥，林老板让我带句话：如果需要，他还可以收购北京厂的股份。”
“他想都别想。”何叶把钱装进布袋，“柱子，你再去办件事——查清楚陈老板在广州的公司地址，还有他常去的地方。”
“你要干什么？”
“讨债。”何叶说，“他害我损失三十万，我得讨回来。”
中午十二点，银行的人准时来了。何叶把二十二万现金摆在桌上，一沓沓数过去。银行职员清点了半小时，开出结清证明。
“何先生，以后贷款要量力而行。”临走前，那个中山装男人说。
何叶没接话，看着他们走出院子。
保住房子的喜悦还没持续多久，下午两点，秦京茹从火车站打来电话。
“叶哥，我回来了！带了四个省的专柜合同！”声音兴奋得发颤，“上海一百、广州友谊、武汉中心、成都人民——全部签了！每家店首批铺货五千件，总共两万件订单！”
“好！”何叶终于露出笑容，“什么时候能交货？”
“合同要求下个月底前。”秦京茹说，“但是叶哥，有个问题……咱们工厂不是被封了吗？”
笑容僵在脸上。是啊，工厂封了，有订单也做不了。
“我想办法。”何叶说，“你先回来，详细说。”
秦京茹傍晚到家，风尘仆仆，但眼睛发亮。她把四份合同摊在桌上，每份都盖着百货公司的红章。
“叶哥，这些商场主任我都见了，他们很认可咱们的设计。上海一百的刘主任还说，如果卖得好，可以把咱们品牌放在一楼女装区。”
“条件呢？”
“扣点百分之二十五，账期三个月。”秦京茹说，“不过他们答应先付百分之三十订金，已经打款了，总共六万块。”
六万！何叶精神一振。加上林老板买股份的十五万，账上又有二十一万了。但问题是——没地方生产。
“叶哥，我有个想法。”秦京茹犹豫了一下，“咱们能不能……找别的厂代工？”
“代工？”
“对。我这次出去，认识了几家国营服装厂的厂长，他们现在任务不饱满，愿意接外面的活。”秦京茹翻开通讯录，“武汉第二服装厂、杭州衬衫厂，都可以谈。咱们出设计、出面料，他们出人工和设备，利润分成。”
何叶沉吟：“质量怎么保证？”
“派技术员驻厂。”秦京茹显然想好了，“咱们车间有几个老师傅，可以过去带班。质检标准按咱们的来，不合格的不收货。”
“可以试试。”何叶拍板，“京茹，这事你负责。柱子，你跟我去趟广州。”
“去广州？”两人同时问。
“找陈老板。”何叶眼神冷下来，“有些账，该算了。”
三天后，何叶和何雨柱踏上南下的火车。硬座车厢挤满了人，汗味、烟味、泡面味混在一起。两人挤在过道里，一站就是十小时。
“大哥，咱们去了怎么说？”何雨柱小声问。
“不说。”何叶闭目养神，“先看。”
火车到广州是第二天中午。两人找了家小旅馆住下，何叶让何雨柱去找光头——他有个表哥在广州做小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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