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京潮的欧洲数据中心连续三天遭到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峰值流量达到每秒五百吉比特。安全团队追踪到攻击源——一个名为“数字主权阵线”的黑客组织，服务器分布在十五个国家。
“这是专业级攻击。”安全总监凌晨四点汇报，“至少需要五个国家情报部门协作才能做到。”
攻击在第四天凌晨突然停止。同时，欧盟网络安全局发布警告：“警惕某些企业以数据本地化名义，在欧盟境内部署后门。”
配图是京潮数据中心的结构示意图，红色标注“可能的数据出口路径”。
“示意图是真实的。”技术总监脸色发白，“只有参与过部署的核心工程师才画得出来。”
内鬼升级了。
何叶下令彻查。三天后，锁定一个比利时籍工程师——他在攻击发生前一周请假“回乡探亲”，再没回来。
“银行账户多了两百万欧元，打款方是塞浦路斯的空壳公司。”调查组汇报，“我们查了出入境记录，他飞去了特拉维夫。”
以色列。何叶想起去年拒绝DARPA项目后，有个以色列国防承包商曾联系过京潮，想合作“智能单兵系统”。
“攻击不是目的，栽赃才是。”他明白了，“他们要的不是瘫痪我们，是要制造‘京潮不安全’的证据。”
果然，第二天德国《明镜周刊》头版：“中国科技企业的数据后门？”
何叶的反击快如闪电。
京潮公布过去三年所有安全审计报告——全部由德勤、普华永道、安永三家独立完成。同时开放三个欧盟数据中心，接受欧盟网络安全局的现场检查。
“只要查出任何后门，京潮立刻退出欧洲市场。”何叶在布鲁塞尔记者会上说。
欧盟网安局派了二十人团队，查了七天。最终报告含糊其辞：“未发现明确证据，但部分架构存在潜在风险。”
“潜在风险”四个字，足够让政客做文章。
但何叶还有后手。京潮安全团队在反向追踪时，发现攻击流量的中继节点里，有三个属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计划曝光过的服务器。
“把这些证据打包，匿名发给《华盛顿邮报》。”何叶下令。
一周后，《华盛顿邮报》爆料：“欧盟指控的中国企业‘后门’，可能来自美国监听系统。”
文章引用了斯诺登曝光的文件，显示那几个服务器确为NSA所有。
舆论炸锅。欧盟议会议员质询：“欧盟网络安全局是否成了美国打压中国企业的工具？”
网安局局长引咎辞职。
九月，更阴险的攻击从产业链上游袭来。
京潮在越南的代工厂，一夜之间三百台纺织机的主控芯片全部烧毁。这些芯片来自德国西门子，烧毁前都收到了同一条指令：超频运行直到过热。
“西门子说指令是通过正规维护通道下发的，有京潮工程师的授权码。”越南厂长发来紧急报告，“但我们查了，那个授权码对应的工程师，上个月就离职了。”
离职工程师去了柬埔寨，但手机信号最后出现在缅甸北部——电信诈骗和黑客的温床。
“这不是商业竞争。”何叶看着损失报告，“是战争行为。”
生产线停一天，损失五百万。更致命的是，这批设备是沃尔顿感恩节订单的专线。
何叶做了两件事：第一，让比亚迪的产线紧急承接订单；第二，派人去缅甸。
去的是陈默。他主动请缨：“我认识那边一个华人商会会长。”
“太危险。”
“但只有我能看懂技术痕迹。”陈默坚持，“如果是专业团队干的，我能认出来。”
何叶同意了。临行前，他给陈默一部卫星电话：“每天报平安。必要时，大使馆会接应你。”
陈默到缅甸第三天，失联了。
第四天，何叶收到一封加密邮件，附件是陈默被绑在椅子上的照片。要求：京潮交出蚕丝蛋白芯片的全套工艺文件，换人。
邮件IP追踪到缅北，但收款账户在开曼群岛。
“报警？”秦京茹声音发抖。
“报警他就死了。”何叶盯着照片里陈默的眼睛——没有恐惧，反而有种奇怪的平静。
他想起陈默临走前说的话：“何总，如果我真回不来，实验室左边第三个抽屉，有我留给你的东西。”
何叶冲进实验室。抽屉里是个U盘，插上电脑，里面只有一段视频。
视频里陈默说：“何总，如果我被绑架，对方要的一定是工艺文件。我做了份假的，关键参数全错，但看起来像真的。真文件在……”
视频突然中断。最后画面是陈默的手指，指向窗外。
何叶看向窗外——对面是京潮的老办公楼，现在改成档案馆了。
他在档案馆找到了陈默藏的真文件，加密在一个废旧服务器的硬盘里。
何叶把假文件发过去，同时附言：“先放人，确认安全后给密码。”
对方回复：“先给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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