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伏击的胜利，代价是抬回来的十几名伤员。密营原有的那个狭小、潮湿的医疗点立刻不堪重负，呻吟声日夜不息，血腥味和伤药味混合在一起，凝成化不开的沉重。赵老蔫那双布满老茧和冻疮的手，已经连续两天两夜没有停下，但药品的极度匮乏和条件的简陋，让他在处理几个重伤员时，眼中充满了无能为力的痛苦。
“必须开辟第二医疗点！分散伤员，降低风险，也需要更稳定的环境！”杨帆看着岩洞里挤满的担架，下了决心。新的医疗点选在距离密营数里外，一处更为隐蔽的河湾附近，那里有几户早已逃离的渔家破旧木屋，背靠山崖，面临河水，进退相对方便。
借鉴了历史上“水上流动医院”的思路，他们利用夜间，用几条搜罗来的小渔船，铺上厚厚的茅草和所能找到的最干净的破布，将重伤员分批、悄无声息地沿河转运过去。水流声掩盖了桨橹的轻响，月光下，小船像一片片安静的叶子，滑向生命的下一站。
新的医疗点由林秀主要负责。这个曾跟洋教士学过护理的女卫生员，带来了相对现代的医疗理念——严格消毒，规范流程。她坚持将所有能弄到的纱布、绷带，哪怕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洗净的，也要在沸水里反复翻滚煮洗，直到水汽蒸腾中，那些布条如同云絮般松散开来。没有金属器械，王铁锤就用质地坚硬的竹筷，在炭火上小心烘烤弯折，打磨出粗糙却堪用的镊子和简易止血钳。赵老蔫则拿出了他压箱底的土方：将收集来的鸡蛋壳仔细洗净，放在瓦片上用炭火慢慢焙烤至焦黄酥脆，再碾成细粉，充当钙片给骨折的伤员服用，希望能促进骨骼愈合。
然而，现代理念与根深蒂固的旧俗难免碰撞。一次，一个腹部中弹、需要紧急手术的队员，因为剧痛和失血不断挣扎。唯一的少量麻醉剂早已用尽。赵老蔫提议使用乡下巫医常用的阿芙蓉膏（鸦片膏）来镇痛。
“不行！”林秀断然拒绝，脸色苍白却坚定，“那东西会上瘾，会毁了他！”
“那你说咋办？看着他活活疼死？还是让他乱动，伤口崩开流血而死？”赵老蔫也急了，胡子都在颤抖。
最终，他们采取了一个折中却更残酷的办法。找来一根结实的木棍让伤员咬住，四名队员死死按住他的四肢。林秀颤抖着拿起用火烧过、算是“消毒”的竹片刀，在没有任何有效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清创和探查。伤员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呜咽，眼球暴突，浑身肌肉绷紧如铁，汗水瞬间浸透了身下的草铺，那根木棍几乎被他咬穿。整个木屋里，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压抑的呜咽和器械触碰皮肉的细微声响。
最大的危机在一个午后突然降临。一队日军不知为何，沿着河岸搜索到了附近。眼看就要发现这处医疗点！转移伤员已经来不及，枪声一响，更是死路一条。
千钧一发之际，木屋里一位临近产期的孕妇——她是附近村落的村民，丈夫被鬼子杀害，无处可去被队伍收留——突然捂住了肚子，发出了痛苦而响亮呻吟。林秀瞬间明白了她的意图，立刻对周围几个还能动弹的轻伤员使了个眼色。
当日军士兵踹开虚掩的木门时，看到的是一幅“正常”的乡村接生场景。林秀和几个妇女围在草铺旁，挡住了身后用破席子勉强隔开的伤员区域。产妇的呻吟声越来越大，充满了整个空间。一个日军曹长皱着眉，用手帕捂住鼻子，嫌恶地扫视着这“肮脏”的场景，目光在那些看起来“虚弱”的妇女和“忙碌”的接生婆身上停留片刻，又看了看屋角堆着的“农家杂物”（其实是伪装过的医疗物资），最终骂了一句，挥挥手，带着士兵退了出去，继续向下游搜索。
就在日军脚步声远去的同时，草铺上的产妇发出了一声用尽全力的呐喊，一个新的生命，在这无比险恶的环境下，提前降临了。婴儿的啼哭声清脆而响亮，仿佛是对刚刚离去的恶魔最有力的嘲讽。
林秀疲惫地瘫坐在地上，看着那个浑身血污、却努力呼吸的小生命，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她接过旁边一个负责照顾伤员的少女递过来的、一直被她紧紧揣在怀里、用体温小心翼翼暖着的、最后一支冻干盘尼西林。玻璃瓶上还带着少女的体温，这可能是挽救某个重伤员生命的关键。
然而，危机暂时解除，困境依旧。林秀清点物资时，眉头紧锁，对前来探望的杨帆低声道：“司令，绷带和干净棉布，最多再撑三天。伤员太多，换药太勤……”
杨帆沉默地点点头。这时，一直在旁边帮忙的村长，一位沉默寡言的老者，小心翼翼地插话道：“长官……镇上……镇上那个被服厂里，有我一个远房侄女……叫翠兰……她……她私下里说过，恨鬼子，想为咱们做点事……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被服厂？棉布？杨帆的目光，投向了河水流淌的方向，那里，通往敌人控制下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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