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春季，正月，剑南、西山一带的羌人、蛮族两万多户前来归降。朝廷下诏加封韦皋为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崔佐时抵达南诏的都城羊苴咩城，当时吐蕃的几百名使者已经先一步来到南诏。云南王异牟寻还不想让吐蕃知道自己归附大唐的事，便让崔佐时穿上牂柯部族的服装进城。崔佐时不答应，说：“我是大唐的使者，怎能穿小国部族的衣服！”异牟寻迫不得已，只好在夜里迎接他入城。崔佐时当众宣读朝廷的诏书，异牟寻惶恐不安，环顾身边的侍从，大惊失色。但他既然已经决定归顺大唐，便只得抽噎流泪，俯身下跪，接受诏书。郑回暗中拜见崔佐时，把南诏的内情全部告知他，崔佐时因此完全掌握了南诏的真实情况，于是劝说异牟寻把吐蕃的使者全部斩杀，废除吐蕃册封的封号，献上吐蕃赐予的金印，恢复南诏的旧名。异牟寻一一照办。他率领太子寻梦凑等人，与崔佐时在点苍山神祠盟誓。
此前，吐蕃与回鹘为了争夺北庭，爆发了大规模战争，双方死伤惨重。吐蕃向南诏征调一万兵力，异牟寻以国家狭小为由推辞，请求只派出三千人。吐蕃勉强应允，异牟寻便派遣三千士兵先行出发，自己则率领几万大军紧随其后，日夜兼程，袭击吐蕃。两军在神川展开大战，南诏军队大败吐蕃，攻取铁桥等十六座城池，生擒吐蕃五位亲王，降服吐蕃部众十多万人。戊戌日，异牟寻派遣使者前往长安进献捷报。
瀛州刺史刘澭遭到兄长刘济的逼迫，请求西行镇守陇坻，于是率领麾下一千五百名士兵、一万多名百姓前往京城。军队行军途中号令严明，纪律整肃，没有一个人敢擅取百姓的鸡犬。德宗对他大加赞赏，二月丙午日，任命他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治所设在普润。刘澭在军中不设更夫打更，不演奏音乐娱乐。士兵生病，他亲自前去探望；士兵战死，他亲自前去哭悼。
乙丑日，义成节度使李融去世。丁卯日，朝廷任命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李复是李齐物的儿子。李复征召河南县尉、洛阳人卢坦担任判官。监军薛盈珍屡次干预军政事务，卢坦每次都依据法理予以抵制。薛盈珍常常说：“卢侍御所说的话都出于公心，我本来就不会违背。”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朝觐见，德宗赏赐他丰厚的财物，然后遣送他返回任所。
夏季，四月庚午日，宣武军发生兵变，留后李万荣出兵讨伐，平定了叛乱。此前，宣武军的三百名亲兵向来骄横跋扈，李万荣十分憎恶他们，便派遣他们前往京西防御吐蕃，亲兵们因此心怀怨恨。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趁机引诱亲兵发动叛乱，攻打李万荣，李万荣出兵击败了叛军。亲兵们四处抢掠后溃散而逃，大多投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优厚地安抚他们。韩惟清逃奔郑州，张彦琳逃奔东都洛阳。李万荣将叛乱者的妻子儿女几千人全部诛杀。有几名士兵在街市上大喊：“今晚大军就要杀到，城池必将被攻破！”李万荣下令将他们逮捕斩首，上奏朝廷声称这场兵变是刘士宁主使的。庚子日，朝廷将刘士宁流放到郴州。
钦州蛮族酋长黄少卿起兵反叛，包围钦州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上奏朝廷，请求征调岭南的兵力前去救援。德宗没有批准，派遣宦官使者前去宣谕劝解，平息叛乱。
陆贽上奏说：“大赦的诏书颁布已经将近半年，然而遭贬谪流放的官员还没有蒙受皇恩。”于是拟定三份奏疏，准备呈递朝廷。德宗派人对他说：“按照旧例，被贬谪的官员依照大赦的规定酌情调迁，所迁之地不超过三五百里。如今你拟定的调迁方案，似乎有些超越常例，而且大多调往靠近驻军以及交通要道的州县，恐怕不太妥当。”陆贽再次上奏，认为：“君王对待臣下应当心怀诚意，对他们有惩戒阻遏的举措，却没有怨恨猜忌的心思。将臣下斥逐远方，是为了儆戒他们的不恭不敬；甄别宽恕他们的过错，是为了勉励他们改过自新。如果不加儆戒，就会逐渐动用严厉的刑罚；如果不加勉励，就会再次加以贬黜削官。虽然对官员的官职屡次升降，但都不是出于个人的爱憎。执行法令，不过是暂时让他们降职调任；顾念他们的才能，便会逐渐加以提拔任用。官员们知道自己还有被重新任用的机会，谁还不会努力修身立德呢！这样的话，何必担忧纲常秩序被扰乱，何必顾虑臣下心怀怨恨呢！如果因为官员遭到贬谪，就认定他们是奸邪凶顽之徒，长期将他们置于防范禁锢之中，永远列入被摒弃斥逐的行列，那么悔过自新的人就无从弥补过错，怀才不遇的人终究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大凡人之常情，身处困窘之境就会图谋变乱，心怀凄苦就会滋生作乱的念头，灾祸或许就会由此而起。如今如果调迁的地点不超过三五百里，那么官员迁徙后的辖境仍然没有脱离原来的道，风土人情反而比原来的州更加恶劣，徒然承受举家迁徙的劳苦，更增添了贬谪流放的烦扰。此外，如今的州府，大多驻扎着军队；各地的疆域，几乎没有闲置的馆驿。将被贬官员调往这些地方，会让人产生疑虑，从情理上来说也不够宽宏。恳请陛下再次斟酌裁定。”德宗生性猜忌多疑，不肯信任臣下，官职无论大小，必定要亲自选拔任用。宰相呈递的拟任官员名单，很少有被他认可的。等到群臣一旦受到斥责，往往终身不再被录用。德宗喜欢任用能言善辩的人，却得不到敦厚朴实的人才。人才的选拔任用艰难，众多有才干的人都被埋没闲置。陆贽上奏劝谏，大略说：“提拔任用官员，是为了勉励他们建功立业；贬黜罢免官员，是为了惩戒他们的过错。这两种举措交替使用，其中的道理就像循环往复一样。得到提拔的官员如果犯了过错，就应当予以惩戒；受到惩戒的官员如果改过自新，就应当重新提拔任用。这样既不违背法令，也不会埋没人才。即使对细微的过错也必定加以惩戒，但任用人才的渠道却不会匮乏。因此能够使遭到贬黜的人刻苦自励，以求重新得到任用；使得到提拔的人警惕谨慎，恪守职责。君主没有对人才的滞留疑虑，臣下也没有心怀怨恨的积蓄。”又说：“圣明的君主不会仅凭言辞就评判一个人，不会仅凭主观意愿就选拔士人。如果君主喜好贤才却不考察他们的实际才干，喜欢听动听的言辞却不检验他们的实际行为，官员的升降任免都取决于君主的爱憎之情，人际关系的亲疏离合都维系于政见的异同，这就如同舍弃墨斗和准绳，却凭主观意愿来判断木材的曲直；抛弃秤杆和砝码，却用手来掂量物体的轻重。即使评判得十分精细，也不可能没有差错。”又说：“中等以上的人才，各有各的长处。如果能够恰当地区分他们的才能，授予他们合适的官职，使每个人都能顺应自己的天性，发挥自己的才能，等到大家齐心协力成就功业时，也就和全才没有区别了。关键在于君主能够明察秋毫、胸怀大度，驾驭人才得法罢了。”又说：“因为一句话说得合乎心意，就认为这个人有才能，却不核查话语的虚实；因为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就认为这个人有罪过，却不考究他的忠诚与奸邪。对那些言辞合乎心意的人，就授予他们超出其能力的重任，不考虑这样做是否妥当；对那些办事违背意愿的人，就加以严厉的惩处，不顾及他们的苦衷。因此在职务范围内，官员们难以成就功业；在君臣之间，没有确定不变的名分。”德宗没有听从他的劝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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