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墨，深蓝色的考斯特车队在深南大道上疾驰，轮胎摩擦地面的沙沙声在寂静的深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像是某种持续的低频耳鸣，挥之不去。
车窗外，深圳霓虹闪烁的写字楼像是一道道流光溢彩的幻影，不断向后退去，却照不亮车厢内那粘稠得近乎凝固的沉默。
没人说话。
这种沉默并非因为疲惫，而是一种由于认知受到剧烈冲击后的“余震”。
随行的科员们有的盯着膝盖上的笔记本，有的望着窗外的虚空，脑子里却都在回放刚才那个年轻人——张伟，在长桌尽头挥斥方遒的模样。
市工信局吴局长坐在单人沙发座上，身体陷在阴影里，他右手无意识地揉搓着太阳穴，脑海里像是有三个巨大的齿轮在疯狂咬合、碰撞，发出刺耳的轰鸣。
“夏国最后一次机会”……
“企业语言”……
“挣血汗钱的联想，收税的微软”……
这三个词，像三颗精准而冰冷的钉子，把他过去三十年建立起来、曾被无数次验证为“正确”的行政逻辑，死死地钉在了十字架上。
作为主抓产业的局长，他一直引以为傲的是“国产替代”的进度，是那些漂亮的项目报表。
可今天，张伟直接撕掉了那层温情脉脉的遮羞布，告诉他：你们守着的不是宝库，而是旧世界的破铜烂铁。
“如果张伟是对的，那我们守了几十年的秩序，可能就是问题本身。”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让吴局长感到一种脊背发凉的虚无感。
坐在斜后方的范局长正借着微弱的阅读灯，在那本写得密密麻麻的本子上划着线，他在想怎么写这份纪要。
有些话，比如张伟对金有浪的炮轰，那是绝对不能出现在正式文字里的，有些结论，比如“现在夏国信息化已经丧失主动权”，那是政治不正确的。
但他更清楚，今天听到的这些内容，删不掉，也避不开——它不像观点，更像一种已经完成感染的思想病毒，正在在场每一个人的大脑里，悄然运行生根发芽。
“吴局，”后排一个小科员终于忍不住，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空气里投石问路，“刚才张总说的那些……要是传到金有浪那些老牌厂商耳朵里，那边怕是得疯。”
吴局长没有回头，目光依然定格在窗外飞逝的灯火上，过了许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冽：
“不是他们疯，是我们该醒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市局办公楼顶层。
这是一场没有媒体、没有记录员、甚至连手机都被收走的闭门会，会议规模极小，但落座的人却每一个都掌握着产业政策的“生杀大权”。
长桌的一侧，是昨天参加考察的吴局和范局，而另一侧，则是三个新面孔。
政策司周副司长，这是一个典型的“制度防御型”官员，金丝边眼镜后的眼神永远透着审慎和克制。
产业研究院林专家，他是真正的技术大牛，但在体制内待久了，他比任何人都害怕“失控”。
最后一位是财政口的钱处长，他从进门起就没翻开材料，心里永远只有一句话：“钱不是问题，问题主要是责任。”
吴局长没有寒暄，他推开面前还浮着几片茶叶的白瓷茶杯，开门见山：
“我不评价张伟这个人，也不评价横竖纵这家公司。
我只评价他昨天抛出的方向——‘企业语言统一全球’、‘企业互联网链接全球’、‘企业全球脑计算全球’。
我个人的判断，这不是空想，而是我们一直在找却没找到的那条‘能从海底爬上岸’的生路。”
话音落下，会议室的气氛瞬间变了，仿佛有人抽走了一部分氧气。
周副司原本正在记录的手停住了，他微微抬头，语气里带着职业性的警惕：
“吴局，‘生路’这两个字，分量太重了。
如果你定了这个性，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否定过去二十年所有的产业路径。
金有浪、华为、深信服......等，这些年我们砸了几百个亿进去，如果现在告诉上面，那过去二十年不仅是南辕北辙，甚至可能被定性为“方向性错误”。这个政治风险，谁来担？”
“所以我叫你们来，不是谈策略，是谈定性。”吴局长敲了敲桌面，“金有浪是在修补旧世界，张伟是在开辟新大陆。旧世界的船票再贵，也到不了新大陆。”
“但我看到的是危险。”周副司寸步不让，“张伟的逻辑是颠覆性的。他要的是‘数字主权’的重构。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我们过去所有的专项补贴、所有的扶持政策，在逻辑上就全成了笑话。吴局，你是想让审计署来翻我们过去十年的账吗？”
会议室陷入了短暂的僵持。
财政口的钱处长一直冷眼旁观，此时突然开口，语气冷静到近乎残忍：
“我不在乎张伟是不是笑话，我只在乎闭环。吴局，横竖纵如果要钱。我可以批。但问题是，如果他烧光了，最后发现这只是一场华丽的梦，或者他跑路了，这笔‘国有资产流失’的字，谁来签？是你，还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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